广水抗战惨案之八
日军害得我家破人亡
苏诗国口述 吴建国整理
我叫苏诗国，生于1933年10月，是祖居广水市十里办事处马都司村苏李岗湾（现名李家岗湾）的村民。1938年10月，日本兵侵略到应山时，我刚到记事的年龄，在那几年里，我亲眼目睹了日本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暴行，亲历了我家被日本兵害得家破人亡的过程。
日本兵占领应山后，在应山夏家畈修建了飞机场。当时驻兵很多，我们村离飞机场近，因为村民都老实本份，我们村就成了日本兵的取乐场所，经常有三五成群的日本兵到村里来打掳，他们无恶不作，见什么都抢，村民们终日人心惶惶。为了躲避日本兵，家家都挖有地窑或修有夹墙，把家里仅有的粮食和值钱的东西都藏在里面。那段日子里，家里养的猪、狗和老母鸡都已熟悉了主人的召唤——只要主人喊“爬到莫动，日本人来了”，那些家畜都会乖乖地爬在原地不动，等着主人或牵或抱地把它们藏起来。
日本人不论白天黑夜都到村子里来找“花姑娘”，闹得妇女们人人自危，稍年轻点的姑娘和媳妇，平日里脸上和脖子上都抹上锅烟子，穿着老太太的大襟衣裳，只要日本兵来了，就赶紧躲在夹墙里，来不急躲的就扎在老太太堆里，但仍有很多年轻妇女没能逃过厄运。因为日本兵已熟悉了她们的做法，他们只要看到老人堆里那些脸上有黑灰的，不敢抬眼的，就拉出来进行强奸或轮奸，稍有不从就会被杀害。很多未婚小姑娘被奸污后，羞愤难当，投河自尽。为逃避糟蹋，湾里很多小姑娘十五、六岁就远嫁他乡。我的好几个亲戚都曾遭到日本兵的蹂躏。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父亲被残忍杀害的全过程。
194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从此路过的几百人的大部队（后来才知道那是新四军冯仁恩团长率领的一个团，从信阳明家老湾到大悟五师师部去），侦察到天亮后将有100多辆日本的骡马车队从广水到应山运输军用物品，就连夜在我湾后面公路边的石堰坡山上设伏。当太阳升到树把高时，日本的骡马车队走到彭家湾段的九眼桥时，新四军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40多个押运兵当场被打死，车队前的骡马也被打倒，赶车的民夫都跑了，运输队不能走了，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被活捉。当驻应山和广水的日本兵赶来增援时，新四军已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向南撤离了，撤退路上的痕迹和血迹也被当地乡亲们迅速扫除和冲洗了。气急败坏的日本兵找不到新四军，就拿当地老百姓出气，他们把彭家湾的全体老幼几百口人赶到村头的稻场上，命令他们全部跪下，在他们的面前架上机关枪，要求村民限时说出新四军的去向，或举报向新四军通风报信的人，要不然就用机关枪扫射。
当时村民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村里的几个保长知道这些丧尽天良的人是说到就敢做到的，感到这样下去要出大事，情急之下，出于本能良心的发现，赶紧找到维持会会长吴木东，让他出面救乡亲们一把。
因为日本兵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找几个顶死的，为了保护大多数老百姓，吴木东只好说：“就我了解，彭家湾不会有通共的人，要有也只有山南的苏李家岗湾才可能有人通共。”谁知日本兵听了这话立时派部队包围了苏李家岗湾，如法炮制地将几十人赶到村头，限时说出通共的人，折腾了几个小时后仍没有收获，最后只好把他们认为最值得怀疑的村民熊宗志（54岁）和我父亲苏永斌（29岁）绑起来带回应山军营。几天后，没审出结果，就把他两人送到广水宪兵队进行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酷刑折磨。7天后，日本人又把折磨得没有人样的两人带回马都司村指认通共的人。中午时，日本人将他俩绑在栎树湾村头的树上，去村里吃饭，我母亲闻迅跑去看我父亲，见日本兵不在跟前，就对父亲说：“日本人不在，我去找把剪子来把你放了，你快跑了吧。”父亲说：“不要去了，我现在这个样能跑多远，再说我跑了，他们再把你们母子抓起来怎么办？看来今天我是过不了这个坎了，我死后，你把孩子们拉扯大，让他们读点书，不要忘了告诉他们，爸爸是怎样死的！”
下午，日本兵把他们两人带到苏李家湾，先把两人衣服脱光，各自平放在一个八仙桌上，再在他两人身上倒压一个八仙桌，由两个日本兵站在上面踩。熊宗志当场被轧死，我父亲因为年轻，当时还有气，日本兵又把他吊在树上，下面点火烧。父亲实在受不了，就大声地惨叫道：“太君，我是良民呀，我冤枉呀！”日本人嫌他喊的吵，就把他放下来，左右胸各捅一刺刀，把他刺死后再吊上树，并警告村民：7天内不准收尸。人死后日本兵还不肯罢休，他们让保长指认两位死者的房子，然后一把火把熊宗志的4间房子和我家的7间房子全部烧了。
望着熊熊燃烧的房屋和吊在树上的尸体，乡亲们无能为力，敢怒不敢言。我兄妹几个惊恐地躲在瑟瑟发抖的母亲的怀里。
父亲的死让我的家一下子塌了天。母亲整天以泪洗面，眼睛都快哭瞎了。我家原有几斗田，日子还算过得去，顶梁柱倒了，最大的我只有8岁，最小的妹妹只有1岁多，那种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就只能靠织布、做鞋上街卖点钱，在乡亲们的微薄接济下，拉扯着我兄妹几个。也因为家境贫寒，我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父亲的死也激起了乡亲们压抑已久的公愤，村里几个有血性的男儿凑在一起合计着如何血债血还。几个月后，又有两个偷出军营的日本兵到村里打掳，被乡亲们合力用锄头挖死，尸体深埋在水田里。后来虽然日本人多次来村里寻找，但终因没有证据而不了了之。
一年后，有两个路过马都司村的日本兵被当地“杆子队”（土匪似的地方武装）抓到龙兴沟山里用石头砸死。赶来救援的日本兵不敢冒然进山搜找，就在马都司村架炮向山里一阵乱轰后撤兵。也就是从此后，单个或三两个的日本兵再也不敢来村里打掳了。
父亲的死也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仇恨的种子，再加上母亲经常教导我们要记住这些仇恨，我立誓长大后参加专打侵略者的军队，此誓伴随我一生，甚至影响着我对下一辈人的安排和要求。
1951年，朝鲜战争打得正急，我已年满18岁，就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当我把发的军装领回家时，母亲知道后坚决不让我去，她甚至跪在我面前说：“自你爸爸被日本人杀害后，我受的刺激太大，身体已经不行了，现在好不容易守寡把你拉扯大，指望你这个长子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怎么办，我再怎么经得住？”
虽然为了辛劳的母亲，我放弃了这次参军的机会，成为终身的遗憾，但我积极地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还担任了生产队的干部，以另一种方式保护家园，报效国家。
后来我结婚成家，养育了四个儿子（其中包括一个养子）和一个女儿，我先后把四个儿子都送到部队服役。另外，我还要求孙子和外孙们都到部队锻炼一下，并动员亲戚们的孩子参军报国。到如今，我家里出了八个参过军的人，其中七个是共产党员。那段时间里，我家大门口总挂有“军属光荣”的牌子，还曾并排挂着两个“军属光荣”的牌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光荣之家”。这也成为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儿。
六七十年代，我和母亲多次被三里河部队接去讲“忆苦思甜”和“双拥”事迹的报告。每年的清明，都有学校的学生在扫完烈士墓后，结队到我家门前听我和母亲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1980年，已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冯仁恩到他曾经战斗过的马都司村视察，特地交待陪同的县武装部领导和地方干部说：“因为我们的战斗，连累了这个村的好几家老百姓，他们也算是为革命付出了代价，今后要给予适当的照顾。”
其实，我家从未伸手向国家要过什么待遇，因为我认为解放后的生活过得比解放前好千百倍，已经很满足了，而国家还不够富裕。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阅兵，心里万分激动，“落后就会被侵略，自强才能抬起头”。如今我年事已高，再不能为国家出力了，唯一的期待就是把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教育后人：不忘国耻，强我国防。
（201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