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水抗战时期军事组织与军事斗争之六
应山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组建过程
一、董必武要求应山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7年9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后，卢华银、钱鹄卿、柴醒悟等在土地革命时期因党组织被破坏而隐蔽外地、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先后返回家乡并主动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11月，经董必武的批准，钱鹄卿、邹亚农、柴醒悟、柴诗芳、杨常安、柴集生、卢华银、刘吉甫8位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应山县工作委员会。董必武指示应山共产党员，要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团结各阶层，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准备在武汉沦陷之际，依托山区的地理条件和地处鄂豫之交的武胜关、黄土关、平靖关三关要冲，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2月，应山共产员依据董必武的指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并且利用各自的公开身份，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杨常安以兴隆联保处主任的身份，掌握了10余支枪的武装。刘吉甫在大邦店联保处任职，掌握了一部分武装。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后，即在应城汤池夏家庙组建中共鄂中特委，应山党组织属其领导，并确定在武汉沦陷前，肖家店为鄂中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点之一。1938年8月 土地革命时期负伤的红军营长汪立波，在杨家寨隐蔽3年后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联系上了，先后在杨家寨、方家店、高家店、田李家冲（舒家庙）发展10余名党员，建立了4个党支部，并与卢华银取得联系，在七里冲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十人团”。
二、应山沦陷后的形势
1938年10月，信阳、应山、武汉先后沦陷，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下，到处是国民党溃军遗弃的枪支弹药。应山的一些地主豪绅趁机收捡国民党溃军的枪支，组织武装力量，都挂上抗日的招牌，摊粮派款，抽丁拉夫，拥兵割据，各霸一方。应南有李仲衡、熊源泉、王寻兰、杨焕然等，应北有王金堂、王月轩、王楚卿、冯雨若、郝子山、张静安、彭继吾、熊少卿、吕大德、尚武、赖银武及朱亚丹等。国民党应山县政府流亡到西余店娘娘顶一带，以“应山县游击司令部”的名义，联络地主武装，封官委职，继续干着反共、溶共、限共的勾当。与此同时，土匪蜂起，三几支人枪也称司令，真乃“有枪便是草寇王”，司令林立，队伍如麻，都以抗日为名，大肆抢劫难民，鱼肉乡里。他们除了明火执仗地抢劫外，还向穷苦人民摊派钱粮，勒索民财。地主武装的称霸割据，土匪武装的抢劫勒索，日本强盗的奸掳烧杀，把应山搅得天昏地暗，民不聊生。
三、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组建
1、应北。应山沦陷后，杨常安在兴隆店一带收捡国民党溃军的枪支，扩大了队伍，以“应山民众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力量，计有步枪200余支，重机枪2挺，短枪数十支。刘吉甫在大邦店一带收捡国民党溃军枪支，亦组建了有200余人枪的抗日武装力量。应山沦陷后，土匪刘文光、李秀明从应山监狱逃出，收捡国民党溃军的枪支，网罗同伙，各自拉起了一支队伍，在骆店、陈巷、西魏店一带绑票抢劫，重操土匪旧业。刘吉甫同李秀明有联系，为争取和掌握这两股武装，刘吉甫与他们联合一起，号称三个大队，刘文光为一大队长，李秀明为二大队长，刘吉甫为三大队长。刘吉甫的大队里有柴集生、杨品三等几个中共党员，但当时还控制不了刘文光一伙的土匪行为，这股人马从应北到应南，游而不击，却专向难民抢劫，绑票索款。钱鹄卿、邹亚农随难民到寿山避难，被刘文光大队绑票，经刘吉甫、柴集生解救，即随刘吉甫大队活动。为进一步争取和改编这三支队伍，党组织把这三支队伍拉到应山西北乡，准备与杨常安大队合并。在界河新街，刘文光不愿接受改编，带着顽固土匪跑到应山县城，投靠日寇，当了汉奸，任日伪“皇协军”团长。李秀明由于同刘吉甫的亲密关系，同意接受改编。为取得合法名义，队伍都接受了国民党应山县游击司令部的编制，编为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杨常安任大队长，下辖3个中队，刘吉甫、李秀明、杨品三分别任中队长，共有500多条人枪，重机枪8挺，短枪90支。杨常安大队主要在界河、兴隆、肖店、余店一带活动，应山大部分党员也随大队行动。
2、应南。1938年11月 卢华银、柴诗芳在应南太平镇一带收捡国民党溃军的枪支，组织了有十几条人枪的抗日小武装，与孝感县中和乡许金彪的“湖北抗日游击大队”取得联系。不久，许金彪带领该大队从孝感南新街转移到太平镇一带活动，在高家店西马家庙打垮了向其挑衅的国民党应山县顽一区区长、第三支队支队长王寻兰所部两个中队，歼灭百余人，缴枪数十支，随即进驻太平镇。柴诗芳带领应南抗日小武装参加了许金彪游击大队，并协助许部在应南扩军。还动员路过太平镇的国民党溃兵60余人在其排长谢玉龙的带领下参加了许金彪游击大队。
四、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受挫
杨常安任大队长的应山县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是中共应山党组织亲手创建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国民党应山县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准备将刚组建的抗敌自卫团交给国民党广西部队。由于中共应山县委缺乏供应部队的给养，不能把部队从国民党应山县政府控制下的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中拉出来独立行动，中共应山县委经过讨论，委派钱鹄卿、邓先柱到随县长岗店向鄂中特委请示，鄂中特委也拿不出钱来维持部队，但认为部队是党的，要抓住不放，一定不能被国民党拉走，即派杨焕民同钱、邓二人回应山，争取稳住杨常安的武装。
1939年3月，杨焕民来应山时，杨常安部队已编到国民党广西部队八十四军一八九师补充团去了，杨常安被任命为该团一营营长。杨常安大队被国民党军队收编，对鄂中地区的武装斗争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对应山党的工作是一个重大损失。陈少敏同志曾指出：“杨常安带的一支武装，是应山的共产党费了很大的气力创造的。杨常安的部队编制到某军，本想是坚持抗战，不料被编后，并未用在抗战方面。这就教训了人民，帮助进步是民族之福，自身之益；跟着落后力量跑，是不会得到善果的。”1939年4月，鄂中特委书记钱瑛在给中央写的《湖北各区工作报告》中，对杨常安部队受编于广西军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认真总结了这一沉痛教训。同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给鄂中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扩大与创立一支党可直接领导的五千人的新四军。党的一枪一弹，一兵一卒，都不能随便交给国民党，免蹈杨威（杨常安）部队之覆辙。”鄂中特委和应山县委都深刻而沉痛地认识到了这一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
五、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重建
杨常安大队被国民党军收编后，剩下刘吉甫的一个中队在寿山一带活动。杨焕民来应山后，参加应山县委，接任军事部长，他依靠县委的领导，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扩大队伍，利用杨常安部队留下的30多人、29条步枪、2挺机枪，重组部队。经过3个多月的时间，又发展到一个中队，有七八十人。这样，应山县委有两个中队的武装。这两个中队是否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经费、给养是一个大难题。县委想了一些办法，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决：一是充分利用统战关系筹粮筹款。他们找到余家店南边卢家畈的地主黄金堂，黄金堂是国民党员，比较开明。杨焕民到他家去过几次，讲党的抗日主张，从而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不但先后两次借粮食，拿出十几条枪，还通过他的关系，向国民党余家店乡公所乡长也借了些粮食。二是找富户借粮，登门拜访一些家底殷实的农户，向他们宣传抗日，取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从而借来一些粮食。三是鄂中特委常委雍文涛托关系寄来两千元钱，主要作为部队的生活经费。队伍拉起来后，主要在余家店一带活动。
六、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南下应山。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长）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番号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周志坚）及随行干部从河南竹沟南下四望山，进驻浆溪店，执行中原局关于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他们以浆溪店为落脚点，在鄂豫边进行了一系列联络工作。豫南特委、信阳挺进队等也一同到达浆溪店。
2月中旬，李先念从浆溪店前往随县与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主任石毓灵商谈合作抗战事宜，又到长岗店与鄂中特委取得联系，研究了党领导的武装进入鄂中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问题。2月26日，李先念派周志坚带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两个中队到应北，与中共应山县委和杨常安的游击大队取得联系。随后，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离开浆溪店，越过平汉铁路到鄂东，又转向鄂中。5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在孝感青山口与许金彪的“湖北省抗日游击支队”会合后，进驻安陆赵家棚。李先念派柴诗芳送信给接替杨常安担任应山县委军事部长的杨焕民，信中说：他到这个地区来，主要是根据中央精神，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要杨焕民把部队带到赵家棚会合，整编后再向平汉路西发展。杨焕民中队这时在应北余家店，处在敌顽的交叉地带，回旋地域小，容易被吃掉，正需要找一条出路。5月底，杨焕民奉命同刘吉甫、邹亚农把应山的两个中队带到赵家棚，与李先念、许金彪会合在一起。6月，陈少敏率部从花山（5月从河南竹沟到花山）经天子岗、西肖店到达赵家棚，与李先念会合。为了统一部队的指挥和提高战斗力，到达赵家棚的几部分力量统一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委，杨焕民任副团长兼参谋长。挺进团的建立，是武汉沦陷后，以豫鄂边各抗日武装力量会合组建的第一个新四军主力团队。而杨焕民、刘吉甫两个中队的受编，又是应山输送到新四军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扩大了新四军在应山地区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的信心。
应山的两个中队编入新四军挺进团后，李先念考虑到应山党组织的武装遭到挫折，武装力量薄弱，便调警卫排长郝俊亭到刘吉甫中队工作，并让邹亚农、刘吉甫带领这支武装从赵家棚返回应山，作为应山的抗日武装骨干力量，开展应山抗日游击活动，建立敌后政权。
（张家金 李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