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水抗战时期政权与组织建设之五
中共应山县抗曰尽主政府的成立
一、应山沦陷后的政治形势
1938年10月应山沦陷。国民政府应山县长刘汉基携带县瞥备队人员枪枝、地方财产、县政府数百工作人员四处流亡。先是到骆店、陈巷避难，后逃到平林、随州淅河，再又撤到西余店和浆溪店等地躲藏，应山国民政府名存实亡。
1939年7月6日，由于刘汉基一贯的反共、 限共立场，破坏国共合作，消极抗战。经原鄂豫边抗敌工作委员会作工作，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专员石毓灵批准，报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同意，撤销了刘汉基的职务，委任原国民党应山县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张铎为应山县代理县长。成立了由国共两党联合组成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应山国民政府虽以国民党的名义出现，但县长张铎是党派进去的特别党员。开始，张铎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相继聘请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县政府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抗日的措施。但到后来，他就逐渐蜕化变节了。1940年1月16 日，“袁家河惨案”发生后，党强烈要求张铎以国民党县政府的名义制裁李仲衡，但张铎被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共嚣张气焰所吓倒，不敢予以制裁。不久，张铎彻底投靠国民党，干起了反共勾当。国民党县政府已成为抗日的绊脚石，身为共产党员的张铎也辜负了党的重托。鉴于这种情况，党决心建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府来领导应山的抗日斗争。
这时候的应山，已具备了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条件。自1939年 1月应山县委成立以来，全县党员已发展到500余人，建立了 50多个支部和8个分区委。信应地委1940年1月南下后，信南县委组织部长左铭派干部到应北黄土关开展工作，建立黄土关区（又称信南应三区，或中华山区）委，辖应山黄土关、小河、平靖关、中华山及信阳谭家河一带地区。尹云侠任区委书记，杨剑英（又名杨桩)任区长。信南三区的建立，使信南和应北抗日根据地南北呼应，相接成屏。同时，信应地委又派了大批干部到应山工作，应山党员干部的力量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在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方面，己由原来比较薄弱的几支队伍发展到三四百人左右。特别是在1940年5月，信应总队七团一部在应北浆溪店打垮了搞磨擦的国民党县政府，俘虏了县长张铎，这就为应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应山县抗日民主政府。
1940年7月，县委在应南李家冲举行应山县第一次行政扩大会议，会期3天。参加会议的代表按“三三制”原则，中共党员、贫苦 农民和进步分子及开明士绅各占三分之一，各区都派有代表参加。到会代表纷纷发言，声泪俱下地痛斥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遭受的压迫和欺凌，对即将诞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并提出了许多真诚的建议。会议通过民主选举，正式产生了应山县抗日民主政府，陈守一任县长，鲍资琢任粮食科长，高欣（后为李树诚〉任财政科长，刘子佩任司法科长，范精秋任建设科长，颜泽霑任民政科长，王恢为县政府秘书。应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抗日民主政府正式在应山行使职权。
9月，县抗日民主政府着手进行划小区乡、整顿保甲工作。小区乡划分主要按日伪在应山分割的“豆腐块”和公路的分布情况进行的。同时，考虑到一些地理条件和人口密度情况，决定把全县划分成5个区、35个乡、326个保。这项工作一开始, 就遭到一些地主和地方士绅的刁难。他们有的以写书信、带口信等方式进行恫吓和“劝告”，有的则直接找到县抗日民主政府，以种种理由横加阻拦和指责。县抗日民主政府紧紧依靠群众，严格执行党的有关政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于12月底胜利完成了小区乡的划分工作。小区乡划分的情况为：第一区（原应南区）管辖范围为广应坪公路以南、安陆以北、太平镇以西、安应公路以东的地区，下辖10个乡政权和81保，区署机关驻李家冲、洪庙等地。第二区管辖范围为广应坪公路以南、孝感以北、太平镇以东的平汉铁路两侧地区，下辖 6个乡政权和68保，区署机关驻地太平镇高店柴家岗。第三区管辖范围为广应坪公路以北，信阳以南，信应公路以东，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下辖平靖关、小河两个乡政权和15个保，区署机关驻地许家冲。第四区（原应北区）管辖范围为广应坪公路以北、信应公路以西、襄 花公路以东地区。下辖10个乡政权和71个保,区署机关驻地西肖店、新河口等地。第五区（原寿山区）管辖范围为广应坪公路以南、安应公路以西、襄花公路以东地区，下辖善化、合吉、绥让、宋家、人和、 双河、寿山7个乡政权和56个保，区署机关驻寿山刘家冲上湾。各区乡名称以区乡中心地方的集镇或村湾来命名,保甲则以区为单位用数目进行编排。这些政权机构都是由共产党领导，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处处维护人民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在人 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县以下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有利于巩固基本区，发展游击区，扩大根据地。
三、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巩固新生政权。
应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后，首要工作就是贯彻中原局关于在根据地实行“二五减租”（即照原来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的指示，决定在全县开展“二五减租”和“三七减息”运动。
当时党的政策是：团结地主阶级参加抗战，既要减租减息，又要交租交息。虽然这样，但还是触及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还得进行斗争。而农民却因长期受以地主阶级的压迫，虽然拥护减租减息，但又怕地主夺佃，丢了饭碗。为了帮助农民解决思想问题，保证减租减息的工作顺利开展，县抗日民主政府把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做为主要的工作。在具体工作中，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依靠基层农会和妇救会，首先抓住骨干，向他们反复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破除宿命论。经过帮助教育，使骨干们提高了觉悟，树立了信心。骨干的工作做通后，民主政府又同农会、妇救会一起分析地主的状况和态度，制订了一套减租减息工作方法。方法是：积极宣传党减租减息的政策，釆取先软后硬的办法，态度好的先减，态度坏的集中精力放在后面攻克。在这项工作开展过程中，县委和民主政府还组织干部到各区乡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并召开会议交流经验。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于年底顺利地完成了 “二五减祖”和“三 七减息”工作。多数地主能按政策办事，只有少数地主是经过群众说理才减的。但也有部分地主釆取暗中对抗的办法明减暗不减，也有的农民减后又送还给了地主。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和县民主政府一经发现，就立即予以纠正，及时揭露不法地主的阴谋，同时对觉悟低的农民进行教育。减租减息运动的胜利，使农民的情绪更加高涨，应山的抗日根据地也更加巩固了。
四、颁布税赋制，筹措抗战资经费。
为筹措抗战资金，按照减轻群众负担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县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交纳田赋制》和《征集商税制》两项制度。
交纳田赋制就是根据农民的田地亩数所纳的赋税。凡有土地者，都要交纳田赋。抗日民主政府经过调查研究，普遍丈量田亩，依据当时的物价情况和田亩数，在旧政权实征税额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征税，力求做到合理负担。对敌占区公粮的征收，民主政府则通过两面政权的保长，把头面人物请来交待党政策，晓以民族大义，然后协商数量，给券代征代收。征集商税制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各种税收条件，逐步实行印契约税、屠宰税、烟酒税和行商税等。油印税票上面加盖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印，按行商的货物估价收税，多则百分之十，少则百分之五，对行商的税收制度也逐步固定下来。商品税是以“个”为单位征收。“个”即一个税或一张税票，分配到户，经商户每月交纳。如屠宰、烟铺、粮行各纳税一张，合边币5元。这种制度既照顾了群众的利益，又简便易行，也就被群众所接受、所拥护，从而广辟了根据地经济来源。
五、兴办合作社，改善群众生活。
当时根据地的经费非常困难，群众生活也相当艰苦。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组织兴办合作社，组织贫商小贩入股， 贯彻“政不夺民利，政民两利”的工作方针。群众可拿2至10元入股，入股者每月得1元红利。工作人员每天工资4角，干部每天工资 6角，留3元作积累，余额上交政府。由于全体工作人员辛勤努力， 解决了根据地和群众的物资困难，深受群众欢迎。据《七七月刊》记载：“应山的合作社是1940年10月开始兴办的……。到1941年春, 应山共有合作社7个，资金7600元，大部分是民众投资的。”随着合作社事业的蓬勃兴起，入股者的生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合作社工作人员魏君三，一直穷到讨不起老婆无法成家，通过办合作社，50 岁终于娶了老婆。据7个月的统计：合作社上缴资金4万余元，对支援抗战和巩固应山各抗日根据地作出了一定贡献。
另外，应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推行的《交纳田赋制》《征集商税制》，兴办合作社，将部分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如办学校、修水利、修桥补路等，所以群众对田赋纳税政策是拥护的。从此把旧社会转嫁于农民身上的一些不合理的重担都解除了，提高了根据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