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水抗战时期政权与组织建设之二:
应山党组织的恢复和中共应山县委的成立
一、寻找失联党员，恢复中共应山党组织
在抗日统一战线大环境下，一些在土地革命时期因党组织被破坏而隐蔽外地、与党失去联系的一些共产党员，先后返回家乡，通过秘密串连，自发形成组织，并积极寻找党的关系。
1937年9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后，通过董必武的交涉，被关押的政治犯获得释放。原广水余福辛裁缝铺联络站余忠金从湖北监狱获释回家后，即与原地下交通员卢华银取得联系，告诉他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已成立，董必武已到武汉，正着手恢复湖北党的组织。卢华银随即与钱鹄卿、柴醒悟等联络，决定由柴醒悟到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柴诗芳负责往来联络。11月，柴醒悟、柴诗芳先后四次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均以手续不全、没有文字报告不予接待。后由钱鹄卿、柴醒悟将应山土地革命时期几次暴动失败及党的活动情况写成详细的书面报告，终于受到董必武（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长）的接见，并由八路军办事处总务科长齐光具体接洽，最后经董必武的批准，同意恢复钱鹄卿、邹亚农、柴醒悟、柴诗芳、杨常安、柴集生、卢华银、刘吉甫8位同志的组织关系，杨斋公、陈子坤等同志作为重新入党。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应山县工作委员会，指定柴醒悟为工委书记，钱鹄卿、柴诗芳、杨常安、邹亚农参加工委。
董必武指示应山党的同志，要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团结各阶层，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准备在武汉沦陷之际，依托山区的地理条件和地处鄂豫之交的武胜关、黄土关、平靖关三关要冲，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2月，应山党的同志依据董必武的指示，除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外，还各自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杨常安以兴隆联保处主任的身份，掌握了10余支枪的武装。刘吉甫在大邦店联保处任职，掌握了一部分武装。钱鹄卿、邹亚农利用自己的关系做上层开明绅士和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及基层红黄学等群众组织的争取工作。陈子坤、杨斋公在联兴杨家楼，卢华银、柴诗芳在太平七里冲，尚志献在龙泉镇等地开展了党的地下活动。柴醒悟、柴集生在西肖店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
二、成立中共应山县委
为了便于领导应山的敌后斗争，1938年11月，随杨常安大队活动的中共党员，决定在与上级党委发生关系之前，成立中共应山临时县委，由钱鹄卿任书记。
11月下旬，卢华银受应山临时县委委派到京山向家祠堂找到中共鄂中特委，向特委书记杨学诚汇报了应山的情况，要求派人到应山。杨学诚即派邓先柱（应城盐矿工会主席，应山龙泉镇人）到应山帮助工作。邓先柱随卢华银到应山后，在杨常安游击大队向应山党的同志传达了鄂中特委的指示，并通知钱鹄卿去随县长岗店特委党校学习2个月，邓先柱留下协助工作。
1939年1月，钱鹄卿从随县长岗店党校返回应山。鄂中特委派雍文涛（鄂中特委常委）同齐光来到应山，在杨常安大队驻地余家店界河易家沟召开党员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应山县委，县委书记钱鹄卿，军事部长杨威（即杨常安），组织部长柴醒悟，宣传部长兼秘书邹亚农，政权部长张铎（即张勤如，应山党组织恢复活动后发展为中共党员），民运部长齐光。中共应山县委成立后，邓先柱仍返回应城盐矿工作。县委成立时即讨论了杨常安大队准备随应山抗敌自卫团收编到国民党广西部队的问题，由于给养问题不好解决，决定在收编前抽出长枪70支，手枪十几支，轻机枪4挺，埋藏在魏家冲，以保存部分武器备用，同时派钱鹄卿同雍文涛、邓先柱到随县长岗店向特委汇报。又讨论了关于撤换国民党应山县长刘汉基，由张铎充任问题，决定由雍文涛通过鄂豫边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呈请国民政府第三专员公署任命。
7月6日，经原鄂豫边抗敌工作委员会做工作，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专员石毓灵批准，报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同意，撤销了刘汉基的职务，委任原国民党应山县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张铎（即张勤如、中共党员）为应山县代理县长。
中共应山县委在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十分注重自身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根据当时抗战形势的需要，县委先后建立了中共应东区（柴家岗）委员会、中共应南区（又称杨楼区委）委员会和中共应北（马坪）区委员会。柴诗芳、柴世新先后任中共应东区委书记，机关驻柴家岗，先后下辖柴家岗、李家岗、樊家河、祝家垌子、田倪家冲、李家冲、方店、杨寨、应店等8个党支部。杨关阶任中共应南区委书记，机关驻杨楼，先后下辖杨楼、刘店周家湾、吉阳陈家湾、寿山张家湾4个党支部。贾晓昌任中共应北区委书记，机关先后驻西肖店、新河口、马坪等地，先后下辖西肖店、关庙、天子岗、龙泉镇、聂家店、新河口、马坪等7个党支部。3个区委和17个党支部的建立，使县委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能力大大增强,为应山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整顿应山基层党组织
应山县委成立后至1940年间，全县党员发展到500余人，先后建立党支部50多个、分区委8个，为信应地委南下应山开辟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员数量虽然可观，但是由于吸收党员没有履行严格手续，致使党员成份极其复杂，组织纪律也不够严密，甚至还有少数坏人混进党内。针对这些情况，信应地委决定将随信应总队南下的干部队组成信应地委工作队，组成几个工作组,分派到各乡镇、山村，对应山的基层党支部进行整顿。
1940年1月，信应地委决定组成两个工作组，以刘正红、王竺宣、翟民、梁红、余新（即饶一鸣）等组成应北工作组，刘正红任组长，留在应北开展基层党支部的整顿活动。先期到应北工作的贾晓昌也参加工作组。另一组由王农耕、左铭带领，队员有张怀望（张凡、李杰汉、石敏、秦耘、方略、罗耀环、陈明等，随信应总队到应南开展基层党支部的整顿工作。在应山县委的协助下，工作组初步摸清了应山基层党组织的一些情况：应北的西肖店、聂家店、新河口、兴隆店、天子岗、关庙、龙泉镇、西余店、骑龙岗和应南的李家冲、舒家畈、秦家冲、樊家河、高家店、祝家淌子、祠堂湾等地都有党的支部存在。每个支部少则五六人，多则至十多人不等，多数党员表现较好, 但成份比较复杂，组织涣散，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工作队员分头深入到每个支部党员家中作详细的调查了解和宣传教育工作。工作组针对每名党员的政治表现、出身成份，特别是对革命的态度，大体分为三类进行了处理:第一类主要是贫苦农民和与农民关系密切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他们立场坚定，敢于斗争，但又需要保密的党员，按地域就近编为党的基本小组，以后成为正式认可的党支部。第二类是当地一些头面人物或有一定影响的活动分子。这些党员能积极为党工作，并有一定的号召力，但他们的社会关系复杂又不愿过严格的组织生活，有的还在剥削农民，有的则染上了抽鸦片嗜好，与农民党员存在相当距离。这类党员人数不多,把他们编为特别小组，与党组织直接联系。这样安排，便于对他们进行领导和个别教育，并利用其社会关系分配适当的统战和敌伪等工作，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特殊作用。第三类是一些地主、富农、“二流子”等在政治上不大可靠的党员。针对这些党员，工作队就把他们另编成党的外围小组或釆取个别联系，名义上还承认他们是党的成员，实际上是作为考察的过渡形式，对其中经教育转变好的就让他回到党支部，其余则自然淘汰，但仍要争取他们同情革命，尽可能地使他们为党做些工作。应山的基层党支部经过这次整顿，在淘汰一部分不合格的党员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了一批贫雇农出身的积极分子入党，并相应调整了各支部的领导人选，把基层党支部的领导权掌握到真正可靠、公正无私、办事能干的党员手里，为以后党的事业发展和县委各项工作的开展打好了组织基础。同时，工作队还帮助各支部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规定三天一次小组会，六天一次支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的组织生活更加严密。
通过这次整顿和学习，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基层党支部和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1940年2月上旬，在整顿应山基层党组织时，有人告发钱鹤卿、邹亚农合谋隐瞒税收货款。信应地委认为问题严重，怀疑钱、邹二人政治动摇，即以“扣留物资，未与报告，胡乱摊派，企图贪污”为由， 将二人禁闭并捆绑，准备枪毙，因遭到地方干部和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才未予执行。当时李先念、陈少敏到应南，听取了当地群众代表的反映和信应地委的汇报后，将钱鹄卿、邹亚农调离应山，去京山八字门区委党校学习。信应地委主要负责人也认识到捆绑地方干部欠妥当，处分过重，事件才告平息。
（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