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水抗战人物之十：
汪 东 波
汪东波，又名汪立福，笔名汪洋。1915年7月生于广水市陈巷镇寿山新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情报站长、乡长、副区长兼区农救会主席、区委副书记、县长兼指挥长等职，对应山、安陆、豫南等抗日革命根据地和牵制国民党军队、掩护我中原部队突围作出了重大贡献。1946年7月7日，在游击运动中光荣牺牲。
加入抗日行列
汪东波的父亲汪本英是一位心灵手巧的裁缝师傅，终年靠租种地主熊新吾的田和做缝纫手艺为生。可到年终，所得甚微，家庭经济拮据，生活甚苦。为了生活，汪东波不得不从7岁就开始放牛拾柴，并随父进行田间劳作，13岁随父学做裁缝手艺，19岁时，就挑起了货郎担，巡回在寿山周围之村，主要贩卖针线、布头及日常用品。他为人正直，讲求信用，买卖公平，深得村民们的欢迎。为行商所需，他开始自学文化。
1937年4月，东波一家在寿山新街一面耕种一面经营小杂货铺。这时，他的文化知识日益长进，不但掌握了一般计算、写账的技能，而且还能写普通信件，阅读报纸。同时，他开始关心国家时事。
卢沟桥事变后，他从报纸上得知华北沦陷，忧心如焚。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应山。他耳闻目睹，深为同胞兄弟被屠杀、蹂躏而义愤填膺。他跃跃欲试参加抗日斗争，由于当时苦于没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无人出面因势利导，他报国无门。
1939年1月，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到达应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汪东波如鱼得水，积极响应，联络一部分乡民组成基干队，参加了抗日的行列。先是为新四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递送情报，继而又协助新四军锄奸除害，筹集军饷，后来被委任为寿山乡民众后备队的副中队长。平时他带领青年民兵刻苦训练，学习杀敌本领；战时，他带领民兵积极配合正规部队抗击日伪军。
建立情报站
为了有效地配合新四军作战，1940年7月，区委书记罗耀寰派汪东波在寿山新街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建立情报联络站，并委任他担任站长。从此，他就组织、领导陈兆坤、汪宗有、吴正兴等联络员，侦察陈巷、骆店、魏店、马坪等地日伪军的活动情报。为了及时、准确地摸清敌情，有效地打击敌人，汪东波又发展李文成、刘俊臣等人分别在焦家庙、三座桥等地建立前沿情报分站。这样，陈巷据点的敌人一出动，前沿分站的同志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可将情报传递给情报站，情报站便可迅急传递给区署及其武装组织，作好战斗准备。
同年8月，日军到董家垅、陈家咀等村庄骚扰，数小时不走。汪东波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便勇敢机智地挑起了当年的货郎担，扮作生意人，进入敌占区实地侦察。当被敌人盘问时，他镇定自若地说：“我不下乡转悠，大嫂们怎么有针线、肥皂用，老总，有香烟、火柴，我便宜卖。”一群知道汪东波底细的老人围拢来，七嘴八舌地为他打掩护：“我们村的男女老少，谁不认识货郎汪立福呀，他的东西货真价实，老少无欺。”大家说着，便你买这、我买那的。最后，敌人只好望着他挑着货郎担泰然自若地转悠出村了。当时豫鄂边区服务团信应工作队也在寿山一带，在队长柴森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建立乡政权的工作。汪东波在工作中积极、热情、机智、勇敢，他立场坚定，思想成熟。这时，他由李洁汉、柴森二位同志介绍于同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加入党组织后，更加积极带领情报站工作人员开展情报联络和锄奸工作。10月，驻骆店日军的探子张大树，以走亲为名到寿山新街茶馆里喝茶，借机刺探我军情报。汪东波发觉后，欲亲自捉住他。但他转念一想，不能因为这一个人而暴露身份。他一面暗地派人稳住他，一面派民兵刘泽柱、黄家炳等人出面，以盘查通行证为由，将张大树扭送到区署。经审讯，证实他曾多次来我腹心地区刺探军情。张大树死心塌地甘作汉奸走狗，区署将他就地镇压，并将他的罪状张贴在日伪军占据的陈巷、骆店、魏店附近乡村，不但长了我抗日力量的士气，而且还极大地震慑了敌人。自此以后，日伪军的谍报、暗探再也不敢轻易来我根据地胡作非为。
汪东波在主持寿山情报站工作期间，经费十分匮乏，上级没有经费补济。为了解决经费的不足，他一边组织情报人员自力更生，筹集费用，一边将自己开杂货铺所得的微薄利润拿出来作活动经费，使情报站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性和自觉性。
修堰救灾荒
1941年2月，地委调汪东波担任寿山乡长，黄佑之担任总支书记兼区政工队队友。黄佑之的主要精力放在政工队的工作上，汪东波又兼管一些党组织的工作。从此，他便成了公开的脱产专职干部。
汪东波很注重组织建设，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各保干部进行整顿、充实，建立民兵中队，配备各救国会会长，特别注重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或小组。他不但注重发展苦大仇深的抗日积极分子入党，又注重在统战对象中吸收爱国知识分子入党。他介绍私塾先生王养田（即王超）入党，并委任他担任保长兼支部书记。王超怀着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积极工作，后光荣牺牲。
1941年，应山遭受特大旱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为了活命，这年冬，汪家旗有50多个妇孺老幼结队去洪湖、监利讨饭。汪东波面对此情此景，痛哭失声：“我身为人民政府的乡长，不能帮助大家渡灾，是我失职、无能，我对不起大家……”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汪东波让文书匡义给出外逃荒的人民群众出具通行证明书，并托付其中较有知识的汪荣亭老人领头沿路吃大户（向富裕户求吃），还一再吩咐汪荣亭到湖乡后就写信回家，保持联系。最后，汪东波语气沉重地说：“乡亲们出门吃苦，明年2月，我一定派人去湖乡，接大家回来开展生产，重振家业！”
他送走乡亲后，及时召集乡、保干部们讨论制定救灾办法，安抚灾民，并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一、组织各行手艺人去非灾区做手艺；二、组织青壮年到应城膏盐矿做短工；三、开展互助互借运动，号召有粮富户放债，干部担保第二年加二成利归还；四、兴修水利，挖塘补堰，富户出粮，穷户出力，以工代赈。
汪东波走村串户，督促落实。他到较富裕的汪玉田家做工作，让他带头拿出粮食借给穷户。80多岁的汪玉田老人被汪东波的真诚话语所打动，教育儿孙们每天吃饭要节约，在每顿的米饭中加进野菜，挤出500公斤稻谷借给缺粮户，并表示第二年只收本，不要利。汪东波以他为典型，大力表扬、宣传，促使一部分开明富户借出粮食，帮助群众度过饥荒。
为富不仁的地主周平轩，外号周大胖子。他家有存粮几千公斤，为了不交工程米，装出一副可怜相，白天端着一碗菜饭在门前边吃边晃荡，晚上关起门来吃鱼咽肉。他对乡政府以工代赈、兴修水利的政策软拖硬顶，说他家没有余粮，交不起工程米。汪东波就登门相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他执行乡政府的政策，可他还是抵赖。
在这种情况下，汪东波想了一个办法威逼周平轩交粮。他声言：如果周平轩还不交粮，乡政府将组织工、农、青、妇、民兵、儿童团联合小组，入室查看，确无存粮，可以不交工程米；如果有粮存心不交，抵制救灾运动，就加倍惩罚。果然，周平轩做贼心虚，连忙找到汪东波，表示愿意拿出工程米，以工代赈，在侯家大河修一座坝堤。
汪东波在寿山乡采取的“以工代赈，兴修水利，救济灾荒”的政策，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则，顺乎民情、地情，既解决了当前的饥荒之急，又为将来抗旱保收创造了有利条件，广大农民是拥护的，大多数开明地主士绅也表示赞成。县委、县政府及时抓住这个典型，总结经验，在全县加以推广。从1942年春到1943年春末，安应全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千塘百坝”运动，多次受到李先念、陈少敏、许子威等军政领导人的表扬。“千塘百坝”运动的消息传到了延安，党中央在广播中特向安应人民祝贺，《解放日报》也把安应人民在敌后兴修水利、坚持大生产的经验向全国各解放区作了介绍。
各级党组织的表扬，鼓舞了安应人民，也更加鼓舞了汪东波。从而更坚定了他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抗战到底的信心。
争取何成章
汪东波工作扎实，卓有成绩。1942年春，他被提升为寿山区副区长兼区农救会主席。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敌、伪、顽趁灾荒之年，大肆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清乡”和蚕食，妄图一举吞并我基本区。我党根据这种形势，采取了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瓦解敌人、巩固我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汪东波主动与区委书记胡海泉、区长周汉池商量，要做在马坪当伪军分队长的何成章的工作。因何成章的岳母黄氏与汪东波是近邻，且黄氏母女俩一贯尊重、信任汪东波，汪东波决定先做黄氏的思想工作。
汪东波首先说服黄氏接回女儿汪秀英，随后，汪东波亲自登门做秀英的工作，从她娘家婆家的生活状况、生命安全、荣辱利害、光明前途等方面，反复启发、劝告、诱导。最后，汪东波说：“何成章一个人过来，我们就少了一个敌人，他带一个人、一条枪过来，就是为革命立了一份功。”黄氏母女俩深明大义，当即表示愿意动员何成章脱离伪职。
何成章原系魏店熊家塆人，出身贫苦，先是任地方杂牌军周海东游击中队的班长，应山沦陷后，就跑到马坪日军据点当上了伪军分队长，花天酒地。妻子汪秀英看在眼里，怒在心里，有时不愿住在那里，就到寿山娘家来住。她看到新四军英勇抗日，纪律严明，又看到汪东波等党的干部艰苦朴素，一心为人民做好事。这两下对比，是非分明。汪秀英曾劝说过何成章不当伪军，回家种田做个好人，或投奔到寿山新四军地盘上去，定居娘家。可何成章不听，为此事，夫妻曾多次发生争吵。
这时，秀英听了汪东波的一番话，对如何劝说丈夫有了窍，心里踏实了。她到马坪，把汪东波讲的道理，一条一条地、心平气和地讲给何成章听。何成章被妻子的攻心战打动了，但又自知有罪，担心过去了共产党不饶他。汪东波又请黄氏去言明人民政府的宽大，承诺绝对保证其人身安全，如果有功还会受奖。从而，解除了何成章的思想顾虑。何成章在作了一番思想准备之后，终于在1942年5月13日，率领全队36人、步冲30支、手枪1支、轻机枪1挺、子弹1万余发、手榴弹100余枚及其它军用物品，脱离日伪军，弃暗投明，安全抵达寿山西麓的万安寺。
我军三十八团和寿山区署为何成章的投诚举行了欢迎仪式，将士兵编入我三十八团，团政治处发给何成章一笔奖金，并委任何成章为我三十八团某连副连长。这样，不但瓦解消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而且给一些伪职人员及其家属提供了一个范例，为今后的策反工作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榜样。
团结周汉池
1942年6月，汪东波被任命为寿山区委副书记，周汉池仍为区长。周汉池是小地主出身，私塾先生，在寿山一带名望较高。他开明正直，具有民族正义感。应山沦陷后，我党把他作为重点统战对象。他积极为我军筹集军饷，后来当选为寿山乡第一任乡长。这时，区委书记胡海泉到边区党训班学习去了，他就与汪东波团结战斗，同舟共济。国民党应山县长张勤如曾多次用优厚的待遇吸引他去任职，都被他严辞拒绝了。
1942年7月中旬，浆溪店应山中学放暑假，一名叫彭道舟的学生回应南彭家冲，国民党应山县党部书记黄和伯托他带信给周汉池，信落到我武装民兵手中。信的内容是：“感谢汉池兄给国方人员许多方便和提供多次重要情报”，并“委任周汉池为应南区党部书记”，称周为“南区砫石”。民兵们把彭道舟押送到区署，连人带信一起交给汪东波处理。
汪东波对此事非常慎重，心想：如果是真，当然可以追究周汉池的责任，如果是国民党搞的离间计，我们又鲁莽从事，不仅影响团结，很可能还会造成严重后果，这就正中了国民党的计。汪东波冷静思考之后，决定将此事交给周汉池自己处理。于是，汪东波派通讯员把下保检查工作的周汉池请回来。
周汉池得知此事后，心内既气愤又担心。气愤的是，黄和伯耍流氓手段，设计害人，逼人下水；担心的是，如果汪东波误以为真，对自己不信任，搞的不好还要落个国特的臭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周汉池回到区里，汪东波和往常一样，非常尊重他，并把信交给他看。周汉池看完后，气得发抖，大骂黄和伯无耻，并用手笔在信上写了“和伯无耻”四个大字，交给彭道舟带回去退给黄和伯，并教训彭说：“应该努力学习文化，不要被坏人利用。下次如还有这样的行为，就要按间谍分子论罪。”汪东波也严厉地对彭说：“你回去给黄和伯带信，叫他少来这一套，共产党人不是傻瓜。”彭道舟诺诺连声地退出了区署，汪东波、周汉池都哈哈大笑起来。从此，他俩更加肝胆相照、互相依赖。汪东波还虚心向他学习文化知识。
汪东波在周汉池的耐心帮助下，文化进步很快。这时不但可以自己起草文件，写工作报告，而且还会写通讯文章。他曾用笔名汪洋，多次在《七七报》《农救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日军暴行，号召全民抗战。此外，他还经常挤出时间帮助儿童团长汪英等人学文化，讲革命故事，以此启发提高少年的思想觉悟。
镇压潘瑞伍
汪东波十分关心、爱护、团结自己的同志和干部，但对破坏抗日的汉奸毫不让步。1942年，潘瑞伍自己要求打进陈巷伪区公所，挂个日伪寿山乡联保主任的职衔，为我党采购药品、文具、食盐等物资。汪东波表示同意，并一再叮嘱他：“要白皮红心、思想坚定，不要做坏事，只应付敌人。”
潘瑞伍原当过国民党军队的炊事班长，初任伪联保主任时，为我军采购了一些物资，并提供了一些情报。后来他抹牌赌博，抽鸦片烟，玩弄女人，生活腐化。他为了满足享受的需要，以修桥补路为名，以维护治安、联防为由，向人民群众摊派经费上千元，中饱私囊。汪东波发现后，严厉警告他，要他改邪归正，挽回影响。潘瑞伍表面服从，暗地里又两面三刀。更可恶的是，他变本加厉地扬言：“汪东波有他的政府，我潘瑞伍也有我的政府，他管得着吗？”并公开地引导陈巷的伪军强迫群众从观音坡到刘家棚一线拆房毁田，修建20多华里的公路，替日军在我腹心地区建立据点效劳，死心塌地的当了汉奸。
汪东波对此恨得咬牙切齿，要坚决镇压潘瑞伍，破坏日伪军修筑公路、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并报告安应县委作了安排。1943年9月的一个夜晚，潘瑞伍正在家中自鸣得意的开怀畅饮，我武工队员突然冲进潘家，用手枪顶住潘瑞伍，潘一时惊慌失措，束手就擒了，当晚就被押送到安应县公安局。次日晨，10余名日军和60多名伪军从陈巷沿着新修的公路趾高气扬地向西行进，企图到三座桥强迫群众继续修路。当敌人进入蔡家塆与胡林窝之间的一条袋形山冲里，我事先埋伏在两边山林里的安应独立营第二连和特二区区中队，向敌人猛烈开火，打死打伤日、伪军20多名，余敌慌乱向东逃窜，再次遭到我基干民兵的伏击，又死伤数人。汪东波随即组织群众毁掉公路，修复田园。根据潘瑞伍的罪行，安应县公安局对他执行了枪决。这次锄奸破路的战斗，从根本上震慑了陈巷一带的汉奸和日伪军。
智袭鬼子兵
1945年春夏之交，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在我军民的严厉抗击下，日军已到穷途末路，但仍然打肿脸充胖子，虚作声势。4月，李先念率部队经过寿山，作短期整训，接着就西渡府河，收复白兆山根据地。陈巷据点的日伪军100余人放马后炮，窜到寿山骚扰，吹嘘说是追击我新四军的。临走时，留下两个班的鬼子及三名伪军赖在寿山新街不走，企图趁麦熟之际，抢我粮食。
汪东波分析了一下敌情，对同志们说：“敌人虽只有20多人，但武器好，子弹足，我们不能和敌人硬打，只能智取。”5月下旬的一天夜晚，下着小雨，汪东波趁敌不备，将20多名武工队员和10余名基干民兵，布防在寿山新街南一里许的脚鱼山松林里。他自己带领两名武工队员从街南头匍匐前进，迅速干掉了哨兵。此时，我早已作好准备的武工队员和民兵用两门土罐炮，向街上的敌人开枪开炮。惊恐万状的日伪军把老百姓的家具堆放在街的南北两头放起大火，既用来照明，又向陈巷据点的日伪军求救。
陈巷的敌人怕中埋伏，不敢出动。寿山新街的敌人只得背靠背向四面毫无目的地放枪。等枪声稍停，汪东波又命令我武工队员用土炮轰击，以此引诱敌人射击，消耗敌人的子弹。到天亮，鬼子的子弹打光了，狼狈向东逃窜。汪东波又命令队员们乘胜追击，喊杀声震天，敌人鬼哭狼嚎地跑回陈巷据点。
7月，安应县委来信说：我主力由四望山向豫南鄂东挺进，解放了大片土地，需大批干部到新区工作，派汪东波到鄂中地委集中，参加豫南干部支队开往新区。汪东波临行时，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成群结队，汪东波与送行的乡亲们一一话别，踏上了新的征程。
涢河万古流
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军队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于1945年9月先后抢占了马坪、长岭、平林、骆店等大片土地。11月又抢占了魏店、陈巷等地。次年2月，国军又抢占了寿山东面的王家洼仰山寺等地，企图将我在寿山的军政机关挤走。这时，寿山工委书记胡海泉领导特二、特四、寿山三个区的干部及武装人员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6年6月27日，中原军区等部队突围西进，安应县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及其家属也随江汉军区干部突围。与此同时，鄂中地委决定胡海泉留守安应随县任县委书记，又调回汪东波任县长兼指挥长，并从原安应县独立抽出一个战斗排和一部分手枪队员，共40余人，组成游击支队，交胡、汪二人指挥。从此，胡海泉和汪东波就率领游击队活动在从大悟山到白兆山东西长200余里、从安陆城到应山城南北宽90余里的广大地区。
这一带有一座著名的吉阳山，这座山是我十五旅四十四团英勇奋战保卫下来的前哨阵地，吉阳山的制高点朝阳观上的红旗，象征着安应解放区巍然屹立。为了保住这块阵地，不让国军发现我主力有突围的迹象，汪东波率队趁黑夜换防，让战士们上山换下四十四团第三营突围西进。在白天，他指挥战士们在山上吹号出操、唱歌、练习刺杀等，迷惑国军。山下的国军还以为我主力仍在山上，不敢进攻。
在我主力和安应县党政机关转移两天后，国军才发觉。于是，就集结应山、安陆、孝感三县的国军一拥而来，抢占了赵棚地区，进攻吉阳山。此时，敌众我寡，汪东波机智地指挥游击队转移到观音山与蔽山之间的虎弼冲，活动在1万余众的国军隙间，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这时，大批国军又开到寿山，形成尾追我突围部队的态势，汪东波为了减轻我突围部队的后卫压力，率部开往寿山，牵制敌人。他发动群众拆毁汪家洼敌人的碉堡，赶跑了仰山寺应山顽军中队，打击了向群众反攻倒算的地主吴传萌，使寿山一带人民知道共产党、新四军还没有走。当时老百姓都传颂：“汪东波是老百姓的保镖人！”
国民党顽军与寿山周围的十几个顽乡公所纠结在一起，千方百计地想消灭这支活动在敌人心脏的队伍。叛徒刘载之、刘东舟引着敌人趁夜偷袭，汪、胡二人率游击队几经奋战，才突出重围。
由于叛徒通风报信，他们经常遭到敌人的包围和堵截，伤亡较大。因此，汪东波与胡海泉商议，决定把游击队带到府河以西的随南去，整顿部队，扩充武装，开展现光山区游击战争。当部队向西转移时，国军步步进逼，又连日大雨滂沱，道路泥泞。胡海泉的左腿被毒蛇咬伤，肿的发亮，行动不便，就留在寿山隐蔽治伤。汪东波带领队伍继续前进，于7月7日晚到达府河的青农潭东岸。
此时的府河，已是洪水奔泻，一片汪洋，又没有船只渡水。在前有洪水挡道、后有追兵的紧急情况下，汪东波决定泅水过河。当他游到河心时，由于体力疲惫，再加上河水过急，不幸被一个漩涡卷进了水里，年仅31岁。
汪东波牺牲后，冲出重围的战士们回到寿山西麓，找到了胡海泉。胡海泉忍痛命令战士们埋藏武器，暂时分散隐蔽，待令集中。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汪英：《不废江河万古流》。
2、汪秀英口述记录《何承章投诚》。
3、陈巷镇《应山大旱、党组织领导救灾荒、借粮吃大户情况》。
4、陈巷镇草店《建立水利委员会组织修塘堰》。
5、刘泽树写的专题。
6、黄亮平采访整理《修塘挖堰》。
7、采访袁道生、黄佑之、李仁安、刘世荣、汪秀英、陈子坤、梅月清、吴建文等人谈话记录。
（汪 英 陈嗣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