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写作范例(10篇)
范例一：
我参加汶川地震救灾的日子
曾令航 口述 秦祖成 整理
曾令航，竹溪县丰溪镇界梁村人，现在武警水电部队第九支队服役。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曾令航所在部队的100多名官兵，奉命率先打通了理县通往汶川的317国道，成为全军第一支打通汶川西部“生命通道”的救灾部队，受到武警总部通令嘉奖。
震后第一个开车进汶川
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我和战友们就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打通理县通往汶川的道路。12日晚，什么也没来得及准备，我与100多名战友，带着5辆挖掘机、6辆装备机车和1台空压机出发了。由于地震的破坏性比较严重，部队所到之处，80%的道路都遭到破坏，路面被大小不一的石块和如山的泥石流阻断，抢修道路必须首先清除石块和渣土。因为时间紧迫，从开始抢修道路，我和战友就没停下来，从12日一直到14日晚上，50多个小时，我们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凭着军人的刚毅，硬是在乱石和泥石流中开辟了一条大道。
我是开挖掘机的，因此总是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当最后一个路障被清除后，已经是14日傍晚，我开着挖掘机向汶川靠近。当我看到县城招牌时，心里特别激动，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汶川县城，意味着我们可以救援灾民。县城的群众看到了外界的武警官兵，激动得欢呼雀跃，相互传递着他们并没有与外界隔绝的消息。
当时天黑了，又在下雨，部队又接到新的任务。因此到达汶川县城后，我和战友们并未过久停留，也未仔细观察震后的汶川城，又迅速投入打通汶川通往都江堰道路抢修的战斗中。
躲过了一劫
震后第三天，我在疏通一个隧道后，驾驶着挖掘机从隧道出来时，突然感觉挖掘机剧烈一震，驾驶室的玻璃在瞬间被震碎。我以为又发生了强烈地震，考虑到隧道口可能出现塌方，立即跳下驾驶室，发现并没有发生地震。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千斤巨石从隧道口上方滑落，不偏不斜正好砸在驾驶室顶部，幸运的是挖掘机质量过硬，可以承受500余公斤的重物，因此巨石砸在上面，只是把驾驶室砸瘪了，我竟安然无恙。
巨石滑落时，跟在后面的战友都亲眼目睹到，以为我出事了，当我走下车时，战友们都惊呆了，纷纷感叹说我捡了一条命。随后，战友们开着挖掘机将巨石推下去，我蹬上驾驶室继续工作。驾驶室的玻璃没有了，抢修期间不断有飞石从窗户飞进驾驶室，砸在我的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疤。
亲手刨出一个小伙子
虽然我在工程抢修部队，但在抢修过程中，看到受灾群众，我常常看不下去，有时也主动参与救援中，当时我就亲手救了一名受灾群众。那是在前往都江堰的道路上，我驾驶着挖掘机一路向前开山扩土，在清理一处泥石流时，我发现几个东西在微微晃动，担心挖掘机伤人，我连忙从驾驶室出来，发现了一个小伙子胸脯以下埋在泥石流里，已经奄奄一息。我立即叫停了后面的挖掘机，和战友们围在一起商议如何抢救这位小伙子。当时手上没有工具，如果用挖掘机的话，很可能会伤到小伙子，最后决定用手将小伙子刨出来。
我和战友们你一下我一下，扒开掩埋在小伙子身上的石块和泥土，因只顾着救人，我的手指多处被划伤。半个多小时过去，小伙子被大伙刨出来，此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双手已是鲜血直流，来不及包扎，我们一起把小伙子抬上装备车，送往医院抢救。看着运送小伙子的装备车渐渐离去，我悬着的心放下了，在地上抓起一把灰土，按在裂开的伤口处继续作业。
半个月没洗一次澡
地震发生后，灾区余震不断，从山上流出来的山泉也是浑浊的，因此在抗灾前线的武警战士用水成了一大难题。地震初期，物资特别匮乏，一个中队100多名武警战士，一天只有两瓶矿泉水，每名战士每次只能用嘴唇舔一下矿泉水的瓶口，润一下嘴唇和喉咙，没有一个人舍得大喝一口。后来，公路打通后，救灾物资才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饮用水缺乏的问题才得到缓解。
当然，要想洗澡就不太可能了。出发时，我们只穿了一件衣服，衣服反面穿了穿正面，实在太脏了就用净化的水将衣服搓一搓再接着穿。净化的水太有限，还要供灾民使用，根本没有可用来洗澡的水，有时下大雨了，我和战友们就站在露天地上，让雨水冲一冲。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由于时间异常紧迫，我和战友们的休息时间很少。那段时间，我和战友们每天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凌晨4到5点就起床了，睡眠时间每天不超过5个小时，并且中午一般都不休息。由于余震不断，我和战友们晚上休息时，都不敢睡在房屋里，加上灾区帐篷特别紧张，战士们晚上睡觉时，就找一些树叶铺在空旷的地带，躺在上面。
家乡人民牵挂我
我是竹溪县丰溪镇界梁村人，我和支队的李善军是同村人，于2004年入伍，服役于武警水电部队第九支队第四中队，部队驻地在四川阿坝州理县。由于平时训练刻苦，表现优异，我俩被提拔为一级专业士官，在部队从事挖掘机驾驶工作。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和李善军奉令随队投入紧张的抗震抢险战斗，我们率先打通了理县通往汶川的317国道，成为全军的武警部队第一支打开通往重灾区汶川西部“生命通道”的救灾部队，为加快救灾进程赢得了宝贵时间，受到武警总部通令嘉奖。
地震中大部分通信设施被严重破坏，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官兵一直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络。丰溪镇政府在组织全镇干群支援灾区募捐活动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安排镇村干部登门慰问我俩的家属，并送去慰问金。5月25日，部队为我们配备通讯车，我才给家人报了平安。26日，丰溪镇党委书记、镇长郭明还主动与我短息联系，向我捎来家乡人民的亲切问候，勉励我们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人民子弟兵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全力支持灾区抢险重建。我也很牵挂家乡，当时回话郭书记，我在前线都很好，请家乡人民放心，对家乡党委、政府的慰问表示衷心感谢，一定不辜负家乡人民殷切期望。（转自《文史资料》总第九十二辑）
范例二：
改革开放初期的应山县委党校
李 健 强
一
我是1980年3月调到中共应山县委党校做理论教员的。
当时县委党校在十里同兴店东南约5里地的殷家大屋。殷家大屋也叫殷家新屋，是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一座建筑，由99间半房间、12个天井小院组成。相传是外地一殷姓高官发了大财之后，来到此地买田置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这“大户豪宅”。整座建筑原设计建造100间房宅，但几年施工，最后半间总是不得成功，只得以99间半竣工告终。但这并不影响这座建筑气势宏大、构筑精细的特色。它高墙厚壁，青砖灰瓦，层层院落错落有致，殿、堂、厅、室排列精巧，排水、通风、采光、遮阳布局得当。正堂侧厅均由一人合抱粗的杉木立柱支撑，房檐、门楣、窗扇都有雕刻精美的饰纹图案。各小院、厅堂之间以走廊连接沟通，下雨时到院内任何一间房里都不会湿鞋，尽显这“大屋”结构别具匠心，环境幽静雅致。而“大屋”之外也是山环水绕、绿树浓荫、溪水长流。山前屋后共有山场林地180亩，耕地93亩，一并成为这座庄园的组成部分。
建国土改之后，殷家大屋一直是县管的公用建筑，虽几经改造扩建，但原貌大体依旧。1958年，县政府在此兴办了“应山二中”。二中停办后，1969年9月又办“五七”干校，作为县直机关干部边学习搞运动，边劳动做农活的基地。1970年初又在此开办应山县中学教师培训班，在此基础上，1972年2月恢复了应山县中级师范学校，直到1973年7月迁至广水镇西河边现校舍处。中共应山县委党校于1960年秋在城关东岳观正式成立，1963年下半年迁往城关北门外果木园，没有招生办班，名存实无。文革中，1968年9月党校被撤销。1973年3月党校在城关西门展览馆恢复，同年10月迁到同兴店殷家大屋，与县“五七”干校同为一体，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79年干校撤销后，殷家大屋就成了县委党校独有的基地。党校除了负责全县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任务外，也承接了这273亩田地山场的耕种管护责任。
当时，党校校长由县委分管领导兼任，副校长是吴帮杰、殷肇继。吴帮杰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1981年10月初，吴帮杰调到县委宣传部，殷肇继主持党校全面工作，理论教研室主任杨运华升任副校长。党校内设行政机构有办公室、教研室、总务处和农业组。办公室负责全校机关行政日常管理和学员培训的组织联络工作，汪宏彬任主任。教研室负责教学培训，教员有张国栋、殷海松、高崇福和我四个人。总务处负责全校后勤保障和校产管理维护工作，盛心恕任主任，后由吴大斌接任。农业组负责田地耕种、山林管护等农业生产，由吴方金、方立斌和聘请的几位农工组成。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应山也不例外，全县的政治经济形势处于重大的转折和变化之中。应山县委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按照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要求，制订了新的经济发展目标，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举措。一是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79年元月开始，就指导一部分生产队由“定额计酬、按时计分”向“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过渡，个别队已“包产到户”。二是平反冤假错案，给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1979年2月，应山县委成立复查处理冤假错案领导小组，开始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全面复查，共改变原处分111件，撤销1363件，恢复党籍143人，收回安排工作30人。到当年10月，给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共计6882人。同时，给17836名地富子女重新确定为社员成份；对错划的283名右派分子全部予以摘帽改正，收回安排工作258人；对512名原工商业者、213名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分别落实了政策。三是解放思想调整农业结构。在1979年11月召开的县委四届六次全会上，提出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甩掉“双季稻”，恢复稻麦连作的传统耕作模式；把单打一的粮食生产结构调整为农、副、工三结合结构，实施退耕还林、还牧、还渔，鼓励农民大兴家庭工副业生产和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四是确定了城镇企业的改革试点，提出了放宽政策限制，大力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措施。五是对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对指责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和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党员干部进行全面清查和处理。
这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受到了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改革开放的局面正悄然兴起。然而，也有一些人不理解、不支持。他们或漠然视之、消极应付；或满腹牢骚、横加指责；甚至我行我素，公开抵触。其根源就是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上没有“转弯”，文革“左”的错误理论还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转变全党工作重心，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丢掉毛主席革命旗帜；给“地富反坏右”摘帽，是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葬送社会主义江山；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单干”，走“回头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了解放前”；进行党的组织作风整顿，消除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纠正不正之风，是“小题大做”、“与己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消除文革“左”的错误影响，引导党员干部思想 “转弯”，把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县委对加强党校的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扩大培训对象。由原来只培训县管党员领导干部、理论学习骨干、农村支部书记，扩大到全县机关所有股级以上党员干部、公社所有任职党员国家干部、县内各战线企事业单位党员负责人，要求两年内将这些对象普遍轮训一遍。二是扩展培训内容。在时事政治方面，除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公报、叶剑英国庆三十年周年讲话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外，重点学习邓小平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在理论知识方面，除继续巩固1979年“实践标准”讨论成果外，增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史观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等五大经济规律内容。1981年起还增加了《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和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等内容，以提高学员对三中全会政策的理论认识深度。在党的建设方面，除《党章》、《准则》外，增加《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1981年下半年起，重点增加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力求从党的建设理论上，认识同党中央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正确理解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从根本上增强党性，立党为公，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三是增加培训时限。将每期培训学习时间由原来10至15天增加到25天至一个月。每期人数150至200人，由县委统一确定对象，县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组织入校。
三
县委对党校的工作部署安排后，从1980年3月起，党校培训班一月一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轮训大战。当时教学力量薄弱，我们四个专职教员，通常总有一人在省、地党校学习，老师的授课任务每期都很重。为了加强教学质量，两位校长和办公室主任都担负起授课辅导任务。老师们接受到授课任务后，都是不分日夜，废寝忘食地备课，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查资料，写讲义。当时党校不通电，晚上看书写字就用两盏煤油灯在寝室照明，熬夜加班之后，煤油灯的黑烟给两只鼻孔熏下的烟垢往往几天都难以消除。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以饱满的热情认真备课，为完成教学任务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党校的培训教学是非常有自身特色的。首先，每期培训班开办后，都按党的组织原则，以学员所在工作系统划分学习小组，组建临时党支部领导各小组的在校活动，负责考核本组学员在校的学习表现。每个学员无论年龄、资历、职务、水平高低，都以普通学员身份参加学习，都一样遵守党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其二，学习方法上采取“两为主”、“四结合”，即：“自学为主、读原文为主”，“学员自学与老师辅导相结合、独自看书与小组集中讨论相结合、做题考试与相互交流相结合、学习内容与解决思想实际问题相结合”。其三，教学安排上“四对一”。每期培训班按学习内容分二、三个单元，每个单元分为若干专题，教学安排上，一般是用四个半天来完成一个专题，即学员自学原著原文半天，听老师讲课辅导半天，听课后做思考题重温复习半天，小组交流讨论半天，简称“四对一”。
殷家大屋远离城镇，交通不便，要进城一趟须步行12里山路到王家棚子等候应广公路上的客运班车。等候时间短则几十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往往过往客车满员，要等候几班才上得了车。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学员与原单位工作脱钩，超脱清静，便于静心读书。但基本条件很差，给学习带来的困难也是现实的。当时没有专门的教室，小组活动和学员自学无场所。大家自学或讨论只能在自己的宿舍里进行。学员们住的都是少则四五人，多则十来人的不规则的房间，小组讨论只能在稍大的宿舍里挤坐在铺上进行。每逢集中“上大课”听辅导讲座，就在学员食堂大餐厅进行，支两张桌子铺上蓝布，架起麦克风作讲台，学员们在餐桌边聚集而坐听课做笔记。
党校教员的工作，可是个要求高、锻炼人、长学识的岗位。党校学员与普通学校的学生不同，他们都是各单位的领导骨干，各自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一定的文化基础，但彼此间的阅历、文化基础以及年龄、职业等又参差不齐。有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经验丰富“见识广”，有的工作年限不长，却有文化水平“底子厚”。给他们作辅导讲课要能觅得“知音”得到认可很不容易，必须要对教学内容钻研透彻，讲课时抓住要点，取舍得当，深浅合适，形成自己特色。既不可为追求深度故弄玄虚，带大家死钻牛角尖，也不能丢弃主题照本宣科、浅进浅出，使大家无所收获，而要能讲得透核心内容，说得清理论要点，点得到来龙去脉。此外，党校教学内容宽泛，政治敏感度高，涉及知识面广，与现实生活结合紧密。“讲大课”要求观点准确、概括精练、例证恰当、语言生动。教师既不但要掌握基本理论知识，还要知晓现行政策及其来源；不但要有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功底，也要能掌握一些自然科学及社会生活知识，了解一些社情民意，人间百态。为做好教学工作，校领导带头学习钻研，亲身示范，要求我们老师要先学透原著原文，拟出重点、难点、疑点，然后集中讨论授课提纲，统一宣讲口径。各自备课完成后，组织大家相互听讲评议。讲课之后，还要求总结交流授课的心得体会。熊宗荣当时在县委宣传部负责理论科工作，几乎每期培训班他都到场听课，给党校教学提了不少帮助和指导意见。
我当时二十四、五岁，“入道”时间不长，是理论教学的新兵。但在培训教学重担的“高压”之下，不分昼夜地补课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原著、记笔记、录资料、听讲座，认真听取学员和老师们的意见，使自己在不长的时间里，教学能力有了很大提高。1980年至1983年，我写下了近20万字的读书笔记，写出了30多个专题的备课讲义，担负了党校培训班50多场次辅导讲座，到县内农村、机关、学校宣讲《准则》、《决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等20多场次。1981年底，我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党校教研室副主任；1982年10月，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共应山县第五次代表大会；1983年9月，又担任了党校党总支委员。回想起来，在县委党校教学岗位上的四年里，自己正是有了“教”的压力，才有了刻苦“学”的动力，边工作，边学习，弥补了不少理论知识的“短板”，不仅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也为后来适应不同工作岗位的需要打下了基础。
四
刚刚步入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浪潮兴起。学员们进党校培训，各自都带有不同的思想疑问和对新时期的期盼。每个专题的学习讨论，气氛都十分热烈。大家发言踊跃，直抒己见，各种不同的观点、看法当面交锋，往往争论不休，面红耳赤。党校提出了“解放思想搞培训，培训为了解放思想”的观念，教学上坚持“学术讨论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要求教学人员深入到各小组参加学员讨论，要敢于直面各种疑问，大胆否定“左”的错误理论观点，耐心做好对学员们的释疑解惑工作，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当时突出的“思想转弯”难题，一是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也有错误，是否毛泽东思想也不要了？二是如何看待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承包到户，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自1980年春起，每期培训班的教学都围绕解决这两个问题来展开。学习辩证唯物论来扫清“两个凡是”的影响，树立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无完人的理念;通过回顾建国前党的28年历史、客观分析建国后大家亲身经历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十年文革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及原因，说明毛主席功绩是第一位的，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但毛主席确实也犯了严重错误；从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经济规律的作用，来证实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正确。
解放思想的培训教学，终于取得了思想解放的培训效果。原关庙公社副主任马大保，是位建国初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1981年下半年，进党校学习了《决议》后，他谈到：三中全会后，摘了地富分子的帽子，我想不通，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认为这是“变了天”，要回到旧社会。去年又分田到户，我还是想不通，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后来又说毛主席有错误，我更是气愤不己，难以接受。毛主席领导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把我们从“三座大山”下解放了出来，怎么有错误呢？通过党校学习，现在弄清了毛主席功绩巨大，功劳是第一位的，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是，一分为二，他老人家也不是神仙，确实也有搞错的地方。象“文革”中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你斗我，我斗你，全国搞乱了，这就是大错误，不能再坚持。我们分清了毛主席的功绩和错误，才晓得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邓小平是带领我们党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在一期县直机关领导培训班的讨论中，农口学习小组的同志说到：过去总认为搞承包到户就是搞单干，搞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只有公社集体化才是社会主义，动不得，结果“戴到一大二公的高帽子，搞了几十年还是饿肚子”。在党校学习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理论，才真正弄清了分田承包的正确，“瘦人把不合身的大褂子裁一截，才合身”。大家联系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全县就增产粮食一亿多斤的实际，认识到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了分田单干的好政策，丢掉了“不合脚的绣花鞋”。听到学员们深切的体会，我们感到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党校培训对促进大家解放思想，摒弃“左”的错误理论影响，增强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发生了重要作用。若干年后，我有时遇到当时党校结识的朋友谈起这些，大家都庆幸自己有这一段党校学习经历，由衷地感慨当时的培训学习，使自己解放了思想，在后来几十年改革开放中没有掉队，作出了成绩。据统计，自1980年至1982年的三年间，县委党校共举办培训班31期，培训37754人次，其中，1980年10期、1187人次；1981年9期、1297人次；1982年12期、1293人次，完成了县委既定的培训任务。
在开办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班的同时，1980年10月初，党校还办了一期两个月的“农村青年干部选拔训练班”。由县委组织部董明旺带队，我做辅导员。这个班一共22名学员，都是在各公社（乡镇）经党组织层层考核选拔出来的优秀青年。他们当时二十四、五岁，是高中毕业返乡的大队（村）干部，不少人当了好几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把他们选拔起来，是为了充实县直机关和基层领导力量，党校培训后转为正式国家干部身份。两个月的培训，主要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文件，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理论知识和《党章》、《准则》等，以提高政治思想素质，适应上岗要求。我与他们年龄相当，经历相似，有着共同的语言。除了完成党校规定的学习内容外，我有时还“自作主张”搞点国外先进科技介绍、文艺名作欣赏之类的课外讲座，丰富了学习内容，也增强了大家的学习兴趣。两个月时间不长，但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学习结业时互相依依不舍。现在，他们中的许多同志已退离一线工作岗位，但30多年来为广水的改革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五
党校组织培训教学不容易，而要保证后勤生活服务更不容易。当时党校的财政经费很少，每年只有1.8万元拨款，全校编制在册21人，每月工资总额938元。学员进校一天交八角钱的伙食费，六角钱的住宿费，一角钱的办公费。为使大家吃得饱、吃得好，总务主任盛心恕和吴大斌费尽心机，处处精打细算，把学员们每餐都调剂得味美可口。殷家大屋远离集市，柴（煤）、米、油、盐、菜要靠唯有的一辆嘎斯车进城拉回。但殷家大屋到王家棚子没有公路，一条山间机耕道，坡陡弯多路窄，且沟壑纵横，遇上雨天，更是泥泞难行。为了保证学员天天吃菜新鲜，他们坚持每天天未亮就起身进城买菜，风雨无阻。遇到车子抛锚，他们便肩挑背驮把东西弄回来，从未耽误学员用餐之需。党校地处乡村，搞好学员住宿环境难题不少。负责这项工作的吴光英，是个50多岁的老头，听力不好。他岗位是保管员，但实际上是党校的总务大管家。每期培训班用的几百床垫絮、被子、床单、蚊帐的拆洗晒换，几百副床头、铺板、桌椅的收扫搬放，几十间房间的灭蚊、除蝇、防虫，他总是不声不响，日夜手不闲、脚不空，弄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他保管的大到几百石粮食，小到一本本信纸、一瓶瓶墨水都清清楚楚，无一差错。后勤保障最头疼的是开水和热水的供应，虽安排有专人烧水送水，但似乎很难满足大家的需要。负责烧送开水的方兴美，是下学时间不长的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小名叫“大毛”。每天从早到晚总能见到他挑壶送水的身影，但听到喊叫“大毛”要水的声音还是最多。党校每天晚上的露天电影，是唯一的集体文娱活动，也是党校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学员们进校后，除有一、二个晚上开组织生活会外，其余只要不下雨，便自带凳子到稻场上看电影。只要见到架起了电影放映机，拉起了银幕，四周乡邻的老老少少便纷至而来，和学员们一起在稻场上挤得水泄不通。负责放映的殷修波可是个吃得大苦的人。他必须每天骑自行车翻山越岭40多公里，进城到电影公司送还头天放映的电影拷贝，再租回今晚要放的拷贝。好在那几年刚刚改革开放，新出的和加上“解禁”的文革前影片很多，电影内容丰富，有时一晚放两场，也不重复。
党校每月一期近200人的培训班，来了走，走了来，每期紧紧张张，人声激荡，使人感到殷家大屋总是充满活力、生机无限。但是，这个偏僻村庄的闭塞，给人带来的生存艰难也是无法回避的。每期培训班结束学员离校后，剩下我们“党校人”守着空空如也的百间“大屋”，便怅然若失。学员们走了，平日沸腾的人声消失了，要听点什么，只有打开半导体小收音机；晚上露天电影没有了，小发电机也不再开，要照明看点什么，只有再点起煤油灯。从校领导到教职工大都是农村“半边户”，上有老，下有小，平时家里田地耕种、妻儿老小无法顾及，一旦自己有了急事也是来去不便、束手无策。1981年6月5日夜晚，殷海松老师由于患肝硬化引起静脉曲张血管破裂，大口吐血不止。为把他送进城里医院治疗，我们一帮人硬是整整忙乎了一夜，到第二天清晨才把他从殷家大屋弄到县一医院，险些耽误治疗送命。
由于地处偏僻，不单是教职工生活困难重重，难以安身，学员们也反映极大，不愿进校。到1981年下半年，学员入校率越来越低。每期开班报到，县委组织部、宣传部虽专人催促，开会督查，但收效仍然一期不如一期。此外，学校近百亩耕地，虽然有时为了抢季节不误农时，教职工和学员一齐下地抢收抢种，但日常耕种管护仍然要靠雇请人员来承担。雇请人员少了忙不过来，多了带来的结果是“豆腐盘成肉价钱”，收获的东西比市价贵出几倍，收不敷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农民对党校山林土地蚕食不断，砍树盗耕事件屡屡发生。他们认为，这些土地应由当地农户耕种收获所有，不该占为国有。在这种情况下，1981年3月，县政府确定党校移交50亩耕地“借”给县公路段，用于培植道路树苗。但是，这并没有化解当地群众“要地”矛盾。党校领导多次向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申请搬迁。1981年8月，党校党总支向县委正式提出了书面报告，希望能尽早把党校迁至县城。经过校领导的多次申请，到1982年春，县委有了将党校迁至城关北门果木园的动议。1982年5月底，开始了党校从殷家大屋向城关果木园的迁移，7月下旬开始在果木园整修房屋进行校园建设。到1982年9月22日，党校完成了从殷家大屋向果木园的搬迁，9月28日，在果木园原有的旧房里，开办了第一期“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领导干部培训班”，县委党校在果木园开始了建设发展的新征程。
2013年10月16日
作者：李健强，男，1956年出生，湖北省广水市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1980年3月至1984年3月，任中共应山县委党校教师、教研室副主任，党校党总支委员。现任政协广水市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
范例三：
李先念为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字经过
朱幼林
座落在城南潘家湖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建于20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主席李先念题写碑名。25年前，我见证了建立纪念碑的酝酿、提议过程，参与了李先念题写碑名的联络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办公室成立，主要任务，就是征集编研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应山活动史。编研中发现，应山革命斗争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流血牺牲多。从1919—1949年，应山牺牲的革命烈士和革命群众有5000多名。时任党史办主任胡安主，萌生了一个念头：一定要建一座纪念碑，以告慰先烈，激励后人。他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首肯。
由谁来为纪念碑题写碑名？党史办提出了很多名单，但首选还是李先念。原因是：第一，李先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常在应山活动。1939年1月，李先念率鄂豫游击支队从河南竹沟南下，到中原腹地创建根据地。他把应山浆溪店作为南下第一站，建立了以四望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指挥部队与日军正规部队在西余店作战，取得全胜；1945年5月，李先念率新四军五师后勤机关，进驻浆溪店、花山一带，进行休整；1945年8月，李先念率五师部队再次进驻浆溪店，作反内战准备。在浆溪店，争取了国民党豫南挺进军第13纵队司令程道荣率5000余人枪起义，成立了中原局、中原军区，完成了三大主力会师，发起了桐柏战役。第二，应山人民对李先念有深厚的感情。李先念在浆溪店活动期间，对百姓关爱有加，常亲自帮老百姓挑吃水，收割稻子，他的亲民、温和早已深入人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应山的各级组织都接受过五师的领导，90%以上的参军入伍者，都加入到五师（中原军区）队伍。第三，李先念时任共和国主席，在国际国内影响大，能提高纪念碑的知名度。但是，李先念身居高位，工作繁忙，能否为应山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字，还不得而知。
1985年秋，胡安主同志安排我给李先念写一封信，叮嘱行文不能太长，意思要明确，语气要恳切。我按要求写了一封信，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音。对于这种结果，我们已有心理准备。我又连续写了两封信，表达了我们的热切期盼。大约在年底，我们收到了国家主席办公厅的回函，大意是根据中共中央的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原则上不给单位和个人题字题辞。我们感到很失望，但胡安主同志却信心满满，认为仍有成功的可能。他向县委办公室主任吴水明作了汇报，要求以应山县委的名义给李先念写一封信，吴水明欣然同意，当即安排一名干部用毛笔将书信进行了誊写。胡安主决定带着县委的书信，亲自赴京，作进一步努力。
党史办有一种独特的优势，就是在全国各地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在北京，有一大批高层领导，如刘子厚（河北省委原第一书记、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郭述申（大革命时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郑绍文（原鄂中军区司令员、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任质斌（原五师政治部主任、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敏生（抗日战争时期信应地委书记、时任邮电部长）等，建国前都在应山工作过，是党史办经常采访的对象。他们都是李先念的老同事和老部下，与李先念关系亲密，见面机会较多。同时，应山籍在北京军队服役的老乡，很多与党史办联系紧密，如监生店人陈守荣和吴礼军 ，在中央警卫局服役，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中央主要领导做后勤服务。党史办决定，由胡安主、曹超群、郝贤卿三同志赴京，争取面见李先念。
1986年3月，胡安主、曹超群、郝贤卿赴京，拜访了刘子厚、任质斌等老领导和应山籍老乡陈守荣、吴礼军。刘子厚表示，在适当的时候面见李先念，转达党史办的意思，并尽力美言。任质斌非常爽快，当即给李先念办公厅和李先念家中打电话，请李先念务必为应山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字。陈守荣、吴礼军利用他们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的优势，与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取得联系，并约定在中南海见面。为了能够顺利进入中华南海，吴礼军调来中共中央原副主席陈云的工作车，载着胡、曹、郝三人和陈守荣，一路绿灯，驶入中南海。程振声表示，胡、曹、郝三人与李先念见面一事他无能为力，但可以保证的是，应山县委的书信可以面呈李先念，并尽力促成此事。
1988年2月，李先念卸去国家主席职务，担任全国政协主席。也许是工作相对轻松一些，使他有时间处理在国家主席任上没有处理完的事。5月1日，李先念挥毫泼墨，题写了“应山革命烈士纪念碑”9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1989年，李先念到应城、大悟、安陆视察。此行由于时间紧，没有安排到广水来，但他将应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的题字随身带来，到安陆后，吩咐工作人员与广水联络。广水市委办公室主任叶景芳赶往安陆，带回李先念亲笔题字，交党史办保存。
在建碑问题上，党史办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与有关单位进行了协调，但由于当时财力较紧，建碑问题被搁置起来。此后十几年，原应山县委书记朱光梁、原应山县副县长李以超一直惦记着这项工作，多次与有关领导沟通，建议早日立碑，他们还联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人大、政协写出提案，呼吁早日立项。2007年3月，由市财政拨款20万元，教育局承建，应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在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潘家湖落成，时任党史办主任胡启华同志为纪念碑撰写了碑文。
(作者：朱幼林，男，1959年出生，湖北省广水市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1984年3月调入广水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先后担任秘书、副主任等职务。现任广水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党组成员、总纂。)
范例四：
王子店村“海选”
村党支部书记现场目击记
2002年3月24日，是广水市吴店镇的王子店村全体村民和党员“海选”村党支部书记的选举日。过去只听说“海选”村主任，从来没听说可以“海选”村党支部书记，因为王子店村是广水市第一个由全体村民参加投“信任票”选村党支部书记的村，在这之前，广水市“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参加投信任票的都是村民代表或村组干部。所以，王子店村的那场选举格外引人关注。省市很多新闻单位的记者闻讯后纷纷赶到现场采访和记录下了那场选举的全过程，我们也和众多的新闻记者一起，亲眼目击和见证了这场选举。
（一）
王子店村是广水市最北面的一个村，全村有9个村民小组，1472人。这个村前些年因财务管理混乱，干群关系紧张，曾经发生过干部收提留时被村民打死的恶性事件。前任村支部虽然也是1998年6月由全村党员海选出来的，但在任职期间，由于本人思想作风不过硬，发展经济又没路子，村里上一个项目垮一个，村级债务攀升至39万之多。他本人平常不是约几个村干部到农户家吃和玩，就是到镇上去吃吃喝喝，被群众称之为“吃喝书记”，在群众中没有威信，村里各项工作开展不起来。村干部集体找镇委上访说：“如果还让他继续搞下去，我们就集体辞职！”鉴于此种情况，镇党委于2001年3月免去了前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村里暂时由村主任冯万生主持工作。
冯万生是1999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被村民“海选”上来的村主任，他1957年出生，2000年入党，从1985年开始当村会计，1996年因不满原村支书的某些做法而辞职。冯万生是全村有名的致富能手，他在临时主持村工作的一年内，把前三年村民欠交的各项税费都催收起来了，一年就上缴了镇里24万多元的三提五统款。看到村里各项工作都有起色，镇党委准备正式任命他担任王子店村的党支部书记。谁知征求冯万生意见时，冯万生坚决不同意由镇党任命，也不同意由村民代表和村组干部参加投信任票的“两票制”选举，他说：“村主任是村里法人代表，可以由全体村民海选，而村党支部是村里的领导核心，村书记为什么不能让全体村民投信任票？要我当村书记，就把全村18岁以上的村民集中起来让他们选，我能不能当，要由群众说了算，群众选我我就当这个书记。”鉴于此，镇党委尊重冯万生的意见，决定在王子店村实行由全体村民投信任票“海选”村党支部书记的“两票制”试点。
（二）
王子店村“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从3月10日正式启动，到3月24日选举结束，整个选举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3月10日至3月15日，镇党委成立由党委副书记、组织委员组成的选举工作指导组，村成立的选举委员会，通过发布选举公告、走访座谈、发征求意见表等形式，广泛征询全体党员、全体村组干部、全体村民代表和部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宣传“两票制”选举的意义，使全体村民参加投信任票的“两票制”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阶段：选民登记。3月15日至24日，对全村所有18岁以上的选民进行登记，登记结果：全村实有18岁以上的选民879人，外出务工半年以上的280人，其他原因不能参加选举的5人，其中正式党员21人，外出2人。选举委员会对以上具有选举权的选民以及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树挂正式党员进行了资格审查、确认、登记后，按村民小组在全村张榜公布。
第三阶段：“两票制”正式选举。3月24日为“两票制”正式选举日。选举的具体办法和步骤是：1、推选的党支部书记候选人必须是组织关系在本村的中共正式党员，且具备村党支部书记任职条件；2、由本村年满18岁以上的全体村民投信任票，推选产生出村党支部书记预备候选人3名；3、由全体中共正式党员在预备候选人中投票选出村党支部书记正式候选人2名；4、两名正式候选人进行竞职演说；5、全体中共正式党员在党委批复的2名正式候选人中进行投票直接差额选举产生村党支部书记。
3月24日“两票制”的正式选举在村小学的操场上举行。那天正是春耕大忙时节，也是香菇、木耳棒点菌种的关键时刻，又正值农村热集，开始，吴店镇委选举领导小组的领导和村选举委员会的人，包括在场的记者也都担心，怕来的选民万一过不了半数，选举不能如期进行。没想到，那一天，在家的90%的选民都来到了选举现场。在现场，我们看到有的老农民放下手中的犁耙，挽着裤腿打着赤脚从田里赶来了，有一名60多岁的老奶奶膀子骨折了，脖子上吊着绷带也来了，特别令人感动的是，那天上午，村民冯喜章的奶奶刚刚去世，两兄弟家共有6个选民，谁也没料到，他们两家除各留1人在家处理丧事外，其余的4人全都赶到选举现场。那天的选举现场就像“过年看大戏”一样热闹非凡。
上午10点钟，由全体村民和党员“海选”村支书的选举正式开始：
第一轮选举：召开全体选民大会，公布村党支部书记的任职条件，让全体选民在本村21名正式党员中，每人推选一名自己信得过的党员作为村支部书记的预备候选人。全村应到599名选民，那天实到选民450人，发出推荐票450张，当场收回363张，有效票360张，弃权票3张。
根据村民投票结果，按得票多少顺序取前3名作为预备候选人，冯万生得293票、冯小波得24票、李光安得16票，位列前三位。选举委员会当场张榜公布。
第二轮选举：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在村民推选出来的3名预备候选人中，由党员每人推选1名自己认为能带头致富，有能力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有工作能力和水平，能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能同党组织保持一致性，有过硬工作作风的人为正式候选人。然后根据投票结果产生出2名正式候选人。全村21名党员，其中2人外出，投票结果为：冯万生16票，冯小波2票，李光安1票。按得票结果，冯万生、冯小波当选为正式候选人。村选举委员会当场将结果报请镇党委批复后，再次张榜公布。
第三轮选举：正式候选人产生后，再次召开全体选民大会，公布镇党委批复的正式候选人名单。然后由正式候选人进行演讲答辩。冯万生和冯小波围绕“假如我当支部书记”主题先后发表演讲，由参加选民当场提问，演讲者现场回答。演讲答辩完毕后，上午11时许，再次召开党员大会，正式选举产生村党支部书记。党员选举大会应到21人，实到19人，发出选票19张，收回选票19张，有效票19张。选举结果：冯万生得18票，冯小波得1票。这样，冯万生正式当选为王子村党支部书记。
当吴店镇纪委书记谌松宣布选举结果后，全场一片欢腾，村民们高兴地燃起了鞭炮。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冯万生与镇党委签订了任期责任书，当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感谢群众和党员信任我，我当选后，首先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不欺上，不瞒下，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办实事、办好事，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
在选举现场，电视台的记者们现场采访了几位村民。一位村民说：“上次选村主任，村民来了300多人，这次选村支书，来了400多人。”记者问一位大嫂对今天的“两票制”选举有何看法？这位大嫂说：“过去选村支部书记，群众没发言权，现在18岁以上的村民都可以投信任票，这个办法很合理，这是老百姓选好带头人的一个很好措施，得民心，合民意。”一位60多岁的村民激动地说：“‘两票制’选举实在是好！我们就是要选为人民办好事、不瞎搞、不乱搞的好干部，瞎搞的人我不投他的票，我就要投那些让农民有吃有喝，能帮农民过上好日子的好人、好干部的票！”
（三）
三个月后，我们又一次来到王子店村，向村民了解的第一件事是冯万生上任后兑现他的承诺情况：
党员冯小波告诉我们：“冯书记上任三个月来，为我们群众办了三件实事。第一件实事是发展了九十多亩牧草基地，牧草一可以卖种子，二可以做猪羊的饲料；第二件实事是村里拿出壹万伍千多元钱，帮村民建了二百多个猪圈；第三件实事是帮助和带领群众发展黑木耳、袋料香菇达十三万棒，仅这三项加起来直接为我们每个群众增加收入三百多元。”
村民吴秀莲说：“只要冯书记看准了的项目，他走哪就讲到哪，想方设法动员群众搞，比方说，他动员我们种黑木耳和袋料香菇，我们有时候手里没钱，到他那里一张口，他总是想办法帮我们解决，你想搞哪一项事业，只要你有那个想法，给他讲一声，他总是满口答应，总是支持你。”
村民许章保说：以前村支书和村干部去市里开会，明明能坐三元的班车，他偏要包一辆小车去，包车至少得六十元钱，反正总是公家报销，又不要私人掏钱。上面来了人，事办完了能走的，能不管饭的，他也硬是要留下来，没有菜，派人专程到街上去买，去赊，街上餐馆也欠钱，赊人家的东西也差钱，当然我们老百姓不愿意交提留啊。现在，冯书记上任后，我们都愿意积极地交，原因是他不乱花一分钱，村里招待费取消了，干部们开会不准租车了，我们都很信任冯书记。
一年又三个月后，当我们再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村民们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当初，全村有几户农民种香菇，现在全村已有200多户种植香菇木耳，收入达万元的农户就有40多户了，全村养猪50头以上的农户有7户，年出栏近千头猪，还有20多户养羊，6户栽种了8000多株意杨树，一年多时间，这个村还消灭荒山2000多亩。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年冯万生许下的带领群众奔小康的谎言正在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在冯万生个人投资承包开挖的50亩鱼池旁，我们和冯万生笑谈起了当年前的那场选举：
我问：“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出全村18岁以上的村民‘海选’信任票？”他说：“村主任是村里的法人代表，是村民‘海选’的，而村党支部是全村的领导核心，作为一把手的党支部书记，为什么不能让全体村民投信任票？”
我问：“你对你自己能否选上，当时你心中有数吗？”冯万生说：“我心中完全没有底。因为我主持村里工作一年间，把前几年村民欠交的三提五统款都催缴起来了，一年光向镇里就上缴了24万元，得罪了不少乡里乡亲，我不知道他们还支不支持我。”
我又问：“让全体村民‘海选’信任票当选与过去组织任命，你的感觉有什么不同？”他说：“由全体村民参加投信任票与过去组织任命，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现在，我当选后，在村民面前说话办事的底气足了，腰杆子也硬多了。过去找群众布置工作，有的群众眼睛一瞪：‘我又没选你，哪个认你这壶酒钱’？而现在，我的工作量比过去轻多了。我只说一个例子，去年秋天，一场大水把7组的桥冲垮了，我派一名副主任去解决修桥的事，他把7组的50多户人家喊到一起，动员他们修桥。当时准都不愿意出工，没办法，我把沙石方的任务按人头分配好，要他们拣‘阄’，他们也还是不愿意。我听说后，迅速赶到现场做工作，村民还是不动，我火了：“叫你们不选我，你们非要选我，选上我，又不听我的！”看到我发火，在场的村民都无话可说，他们自觉地站起来，分成两个组轮流上马，结果，原计划十天半月才能拿下来的工程，他们三天就抢修完毕。从这件事中我切身体验到：没有群众的支持，群众不拥护你，你什么事都别想办成。”
在王子店村，我们高兴地看到，短短一年多时间，村党支部就找回了曾经失去了的人民群众的信任。王子店村的村民在村党支部书记冯万生的带领下，正在一步一步地告别贫穷，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村民心中燃起了致富奔小康的希望！而且，冯万生和王子店村创造的这种由全体村民“海选”信任票的“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的模式，不仅已在吴店镇的18个村里全面推开，在随后的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更多的村选择都采用了这种民主更广泛的选举模式。
范例五：
我所亲历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红旗招展，人海人山，炮声隆隆，喊声震天。这是上世纪70年代许多地方“农业学大寨”工地的真实写照。
“农业学大寨”运动之所以能以雷霆万钧之力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大风暴，主要在于有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全国、全省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动员和推动；有大寨党支部书记（后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全国各地报告动员；有大寨县的评选活动……
我亲身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在随县工作期间。1975年初，县委书记胡久明同志，出色地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运动。首先，他蹲点在均川区光和一大队，积极组织群众平整土地，建设“田成方、树成行”的高标准“大寨田”，为全县作出了榜样。第二，他组织制订了全县学大寨“十字规划”，即对“山、水、田、林、路、机、电、肥、沼、村” 进行系统的改造、治理和建设，以利全县改天换地，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第三，他借用“撤区建社”（即撤销全县16个区建成30个公社）的机会实行大动员，提出了“三十列‘火车’（指30个公社）齐开头，看谁能够争上游”的口号。新组建的30个公社领导班子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决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干一场。
我当时被任命为“三十列火车” 之一的三里岗公社的党委书记，为了力争上游，迅速在我蹲点的三里岗公社摆开战场，举全公社之力改造三里冲，把从三里冲中间穿过的公路搬到了山腰，把一个乱石滚滚的3华里长的斜坡山冲以石砌田埂的方法改造成水平梯田。改造三里冲工程既作出了样板，又培训了骨干，后来全公社遍地开花。县委组织全县干部前来三里冲参观，推动了全县学大寨运动的平衡发展和建设“大寨田”的进程。
在全县农业学大寨高潮兴起之后，县委因势利导，扩大战果。1977年，按照“十字规划”，全县组织数万人修建了4座可容纳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中型水库。其间，我曾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担任其中兴建青林寺水库的指挥长，率领随南五个乡镇的一万多名民工，奋战一个冬春，基本完成了这座水库的修建任务。在水库修建高峰时，我们的口号是“大干快上，日上万方”。 即每人一天一方土，一万人一天就一万方。这一口号用白石灰写在正在建筑的大坝上十分醒目。工程进度快、质量好。襄阳区委副书记沈汉民带领水利专家来水利工地检查后十分满意，对我们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77年春节首夕，我们了解到华国锋同志将在唐山过年，钱正英同志将在“三三○”（葛洲坝）过年的消息后，县委书记胡久明同我商量说：“恐怕我们也不能在家里过年。” 我说：“那就到我负责的青林寺水库工地过年。” 久明同志立即赞成。腊月三十，我们在看望机关里的老同志之后，随即驱车前往青林寺水库工地。在那里，我们查看了工地现场，慰问了留守民工，然后回到工地指挥部吃年饭。副指挥长刘大旺把我们安排在一个用枯树蔸子燃烧起来的火塘旁坐下，端来用脸盆装着的鱼肉豆腐青菜等大杂烩。大家边烤火，边吃饭，边“团年”，别有一番风味。
在三里岗农业基本建设的工地上，还活跃着一支由武汉下乡知识青年组成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各级领导的规划和工地上的好人好事，快速编成小型节目在工地上演出，起到了鼓舞作用，深受群众欢迎。有一次，胡久明同志亲自带领各乡镇党委书记和县直部门负责人对全县进行农业生产大检查。检查到三里岗公社时，我提出让三里岗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向县委检查团作一次汇报演出，大家十分赞成。这次演出十分成功，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胡久明同志特别对《“十字规划”好》的表演唱大加赞赏。他说，你们比县剧团的政治敏感性强，编得好、演得好！随后他让三里岗文艺宣传队到县里演出了一个星期，宣传队长傅萍萍还被吸收到县剧团工作，宣传队的知识青年也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风暴不仅席卷农业战线，其他战线也不例外。此时，财贸战线也掀起了“学大庆、学大寨” 的“双学”运动。其时我在县里分管财贸工作，我提出组织财贸干部职工深入到工厂、农村参观现场，接受教育。同时，还要求财贸干部职工以大庆、大寨精神，贯彻落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财贸工作总方针，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及时而优质的服务。财贸战线的干部职工在“双学” 运动中，自主创新，大显身手，纷纷拿出各自的高招，使财贸战线的“双学”运动有声有色。如，财税系统拿出财政周转金赞助农村兴办大型茶园，支持了农村多种经营，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为县财政增加了财税收入；粮食系统拿出人力财力帮助农村兴办大型现代化养猪场，既发展了畜牧业，又增加了提高粮食生产的肥料来源；供销系统在农村兴办星罗棋布的“双代店”，帮助农民代购代销；兴办“庄稼医院”，为农民植物保护提供诊断和农药供应，等等。
随县以实施“十字规划”为内容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卓有成效，特别是水利建设工程浩大，一个县的水库达到634座，蓄水18亿立方，灌溉面积123万亩，建电站66座其中大型水库6座，比福建省一个还多，从而受到国家水利部的重视和表彰。水利部李伯宁副部长专程到随县参观考察总结经验，在全国推广（另外还开发多种经营基地41万亩）。由于水利条件大为改善，随县农业年年丰收，粮食亩产超千斤，每年向国家贡献粮食2亿多斤，被评为全省唯一的大寨县。
由于随县财贸战线“学大庆、学大寨”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被评为全国财贸“双学”红旗县。我因分管财贸工作，上级便让我出席了1978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受到大会表彰。会上，我不仅见到了党中央主席华国锋，而且还代表湖北省代表团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领奖（在主席台上向我颁奖的是王震和陈永贵两位副总理）。我从北京返回襄阳地区时，领导和群众敲锣打鼓在火车站列队迎接。
“农业学大寨”运动除了取得丰富的物质成果外，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在干部群众中养成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广大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蔚成风气；与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已成自觉行动。当时，我们每年当一个月的“社员”、“与贫下中农划等号”，成年累月住在农村，不通知开会不回机关。我的岳父去逝，爱人生小孩，我都没有回家。襄阳地委书记廉希圣来三里岗检查“农业学大寨”工作，见到我以后，首先检查我的双手，看我手上是否有茧。他看见我双手长满了厚厚的茧子，知道我参加劳动过得硬，便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他问我：“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主要精神是什么？”我回答说：“就是大批促大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他十分满意地连说：“对！对！对！”
有了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什么困难也能克服。干部群众都有一股豪气和一股冲天的干劲。当时最流行的话是：“与其苦熬，不如苦干”、“下雨当流汗，刮风当电扇”、“天上的星，地下的灯，星星灯灯分不清（夜战）”、“贫下中农学哲学、雄心壮志震山河”等。因此，遇到困难大家都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尽快克服。比如，1975年春旱，季节不等人，我们果断决策，组织抗旱。美满大队搞5级抽水，把水从北搬过山冈，使山南一条大冲的水稻及时播上。类似美满大队的抗旱，在三里岗山区屡见不鲜。县委书记胡久明发现后，立即召开现场会，推广三里岗抗旱春种的经验。
“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比如：上级不顾客观条件，硬性推广“双季稻” 等。随县山区无霜期短，气温低，种双季稻比种一季中稻的产量还低。但是由于“左” 的影响，各级层层分配任务，施加压力，必须完成。三里岗公社妇联主任对我说：“群众算账：早稻、晚稻每亩各产400斤，加起来不如一季中稻八九百斤；群众说‘二四得八不如一八得八’，为什么要推广双季稻呢？”我对此也有看法，对妇联主任的提问只能无言以对。但形势不由人，“双季稻”还是要种。记得有一次县里开会，随北淮河公社书记在会上念了群众的顺口溜：“穿棉袄，插早稻，一长长得毛毛高。” 当时担任县领导的军队干部听后大发雷霆，对这位书记进行了严厉批评。
又比如：当时大批资本主义，把一切副业都当成资本主义而一律禁止，使得群众非常贫困。三里岗公社绿水大队党支部书记蔡和平有一次在会上“斗私批修”说，他在山上遇到一只野羊，内心为打不打这只野山羊十分矛盾：打死了，野羊是资本主义；不打又觉得十分可惜。最后他还是开土枪打死了野山羊，捡回家吃了。蔡和平在会上检讨时，全场人轰堂大笑。那个时代类似这样的笑话比比皆是。
又比如，当时不注重科学，不顾群众利益蛮干的事也时有发生。如河道裁弯取直、建设“人造平原” 等等举措，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
回顾“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段历史，总结“农业学大寨” 运动的经验教训，对我来讲，仍然是饶有兴味的。（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七辑，本文作者杨斌庆，时为中共湖北省随县县委副书记）
范例六：
修建襄渝铁路散忆
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襄渝(襄樊至重庆)铁路，是我国三线建设的重大工程之一。襄渝铁路的建设，增强了我国铁路东西方向的交通运输能力，促进了华中与西南的经济发展。这对于巩固我国国防建设，改善中西部铁路布局，都具有重大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襄渝铁路是按国家I级标准的战备需要进行设计、施工建设的电气化铁路，全线总长859．6km(不含汉丹既有线56km)。局部施工是在1966年开始的，其主要任务是建设汉江大桥和改善“老白”(老河口至白河)公路的部分线路。真正全线开工是在1970年初，到1974年9月竣工，所有参战部队都是以临战的姿态出现在整个铁路线上。
襄渝铁路的走向地质多变，给施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整个铁路线上，桥梁和隧道占总长的47．1％。铁路三跨汉江，九过将军河，桥隧相伴，甚至在1．5km长度的线路内，出现大中桥梁9座；在5km长度的线路内，出现隧道7座。特别是从湖北胡家营至四川广安的线段内，真是山重水复，逢山开洞，遇河架桥，隧道尾随，桥隧相连。全线5km以上的隧道就有武当山、白云山、大巴山和白崖寨4处。
线路内，部分重点工程集中，不仅增加了施工的难度，而且给兵力布署、给养、安营带来了诸多不便和困难。许多连队的营地都是靠放炮平整出来的。交通方面，就更加困难。当时，全国除西藏外，有5个县不通公路，这里就占3个。从白浪到安康，要绕到竹溪南路，行程倍增。临时营房和施工便道这些三类工程，占了总投资的7％以上。
襄渝铁路自开工到竣工，工期为时5年，投入兵力40余万，其中铁道兵有6个师约180000人参战(民兵参战数字不在之内)，投资约40亿元，平均约4450000元／km。
先遣部队进入丹江口
1969年4月6日上午9时，我和我的首长与战友们在老河口火车站下车。带队的首长是我师的师长董超。带领的是“南征北战”的铁道兵第一师(对外番号5751部队)先遣部队，这支先遣部队是专为后续部队全部开进襄渝铁路湖北段就落实有关事宜而先期到达的。
下车后，我们乘车直奔谷城县。在谷城县驻扎着刚从抗美援越回国的我师第二团和铁道兵第十三师(第十三师后来驻扎陕西省白河县)。铁一师，是一支久经疆场的精锐部队，在抗美援朝抢修铁路时赢得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殊荣。在这个师中，有预备承建武当山隧道的五团和三团，有承建白云山隧道的二团以及先期到达的通讯、运输、电力、机械和后勤等单位。先遣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社会治安、群众生活、居民点以及铁路的位置。同时，还要实地勘察铁路沿线的重点工程。在听了二团团长夏玉瑗的汇报后，我们一行26人于8日到达均县(今为丹江口市)的老营，当地政府的领导热情接待了我们。根据地方政府的建议和我们的考虑，指挥所就设在老营。于是，我们也就展开了全面的工作。
先遣部队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配合是顺利和成功的。在均县城区内安排了我师司政后机关。现在的丹江口职工大学和丹江口市第一中学就是我师机关所在地；我师医院安排在紧临铁路一侧的遇真宫，那是当时的均县二中。此外，还有一团、二团、三团和三个直属营都在均县辖区内。在46km的铁路施工沿线上布置了这么多的部队，确实给地方人民政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当时的浪河、六里坪区直单位都是将办公室让给我们部队住，而这些地方领导却住的是临时房屋。
为了便于工作，当时的均县人民政府组成了支援铁路建设的工作组。记得的有县长张田和民政局长牛三喜，还有一个周书记和万副县长；部队方面遇河架桥，逢山开路除兼职的领导外，有民政科科长杜云才，干事任保安等同志。为了早日修好铁路，支援三线建设，均县人民政府克服了吃、住、交通不便的巨大压力，很坚决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为50000多驻军和民兵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均县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协助下，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预定任务，为后续部队1970年1月至5月全部开进均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武当山隧道和迂回线
襄渝线穿过武当山隧道后进入今丹江口市境内四河村，由伏龙口隧道走入十堰市境内白浪，在丹江口市境内线长46km。这段线路地势较为平坦，但重点工程却很多。除武当山隧道外，还有鄂西北最大的六里坪编组站和遇真宫一带的桥梁群。为了保护文物古迹，不得不将老营火车站北移，增加了老营1号和2号隧道，延长了老营河大桥，加大了工程量和施工难度。武当山隧道长达五千多米，是襄渝线的卡脖子工程。它的早日开通，对在鄂西北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和总后勤部各工厂的产品运出，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是关系着世界革命的大事。铁道兵首脑机关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把最能打硬仗的、屡建功勋的铁一师(即5751部队)摆在了这里，师里又把精兵强将摆在了武当山隧道上。
在武当山隧道的一端，是曾经参加过孟良崮和淮海战役的一个英雄集体。1952年，因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他们被改编为铁道兵并随郭维成将军参加了朝鲜龟城—球场—介川铁路的抢修工作。1965年，中央军委组建基建工程兵，从铁一师调走了一个团，为补齐建制，他们由铁六师调入了铁一师，定编为第五团。这支部队先后参加了滇黔线、成昆线的建设。
在武当山隧道的另一端，是浪河区的四河村。这里施工条件很差，只有一条狭窄的山沟，交通极为不便，只好开辟施工便道。这里布署的又是一支铁道劲旅。他们除参加解放战争外，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大功。电影《激战无名川》中的将士，就是他们生活的原型。“无名川”大桥，真名是熙川郡百岭川大桥。我们的这支部队在那里，曾冒着美机的狂轰滥炸，连续实施了72昼夜的大抢修，确保了钢铁运输线的畅通。副团长李云龙是朝鲜人民共和国一级勋章的获得者。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授予他“卸定时弹大王”的称号。该团类似这样的领导还有刘长岭和于宝和及激战百岭川时任副教导员、现任副团长的邱永福等。
在施工中，这个团很好地做到了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在投入资金上实现了低成本，我们称之为“三高一低”。在隧道施工中，他们按“双百双无两不超”的要求进行，即二百米进山洞，二百米成山洞，无人员伤亡事故和工程质量事故，劳动定额和主要原材料定额不超标准。这对当时的施工技术和装备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但这支部队还是经受了考验，再现了英雄本色。
武当山隧道的施工期，经过严格的科学计算，需要三年以上才能完成。这条隧道没有竖井和斜井的施工条件，只能从两端全断面开挖，大量的兵员无法展开，参加施工的部队只能是巧干加苦干，以确保竣工时间。他们从1970年5月1日一开工，就掀起了劳动竞赛和比武高潮，这对促进隧道开挖进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极“左”的年代里，在襄渝线施工的日子里，出现了一件叫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那时，在第二汽车制造厂支左的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中将提出了“二汽早出车，世界革命早成功”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震动了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和政委宋维栻少将，而且给整个铁道兵参战部队以极大的压力。为此，刘贤权司令员和宋维栻政委乘“安－24”专机来到老河口，然后驱车丹江口与铁一师领导共商如何早日打通武当山隧道的问题。武当山隧道是一项巨大的而又艰苦的工程，无论你有多大的决心和信心，无论你胆量多大，口号多响，也不论你有多少精兵良将，都必须与科学的施工态度和科学的施工方法结合起来，针对客观实际，作出决策。那种要求1971年开通武当山隧道的想法，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能提前开通武当山隧道，就意味着二汽的车即使下了生产线，也运不出去。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对待世界革命的大问题。怎么办？几经苦思，最后通过铁道部设计院设计出一条迂回线。在保证武当山隧道正线施工的前提下，在隧道北侧开辟了全长7．57km的迂回线。其中有五座中小桥梁，长366m，有隧道二座，长908m，线路以28‰的坡度爬过分水岭。迂回线的开辟，增加了工程投资，分散了兵力，影响了正线的施工。迂回线于1971年秋开通，当年年底铺轨，可是二汽出车尚无日期。迂回线开通之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中将亲临视察，于是留下“过武当，早通车，早出车，世界革命早成功”的口号。殊不知，正是这种思潮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老营烈士陵园
老营宫西侧的烈士陵园，是我师指战员在修建襄渝铁路时牺牲后并集中留下的坟茔。烈士们与襄渝线相伴，与青山长眠。这座烈士陵园是我师建军以来，继成昆线元谋县黄菜园烈士陵园之后修建的第二座烈士陵园。每当我想起这些战友们，我就想到“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诗句。
老营烈士陵园完工时，一次入园的烈士有98名。最大的干部是副营长邓永明。邓永明，我的战友！在我任营长时，他是副营长。我们相处8年，亲如兄弟。他对我工作上的支持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曾记得修成昆线时，我带领全营官兵战斗在金沙江畔，他一人留守后方搞支前工作。工作任务重、头绪多，可他料事心细，从各方面保障了我们前方官兵的衣食所需，有力地配合、促进了我们的施工。
还有一位烈士，他是我师一团二等功臣的荣获者——爱兵模范李安普。在一次手榴弹投掷训练中，一位新战士由于精神紧张，拉了弦却不知把弹投出去。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李安普冲上去，用身体掩护了几位新战友，而他却把青春的热血洒在这鄂西北的群山之中。
在众多的烈士中，还有我的战友唐正明，他是一名电气工程师。为了保证高压输电线路运行的安全，他亲自带领两名战士夜间巡线。走到胡家营火车站时，已是夜间12点，此时正赶上我师文工团演出结束回单位，他顺便乘车返回，不幸遇车祸而牺牲。同难者还有另外两名战友，重伤11人，轻伤10人。
长眠在老营烈士陵园的烈士们，大都是在爆破、塌方中牺牲的，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绿色的军营，献给了襄渝铁路。烈士们的英名与青山常在！
范例七：
五 八 年 纪 事
薛福顺
我祖籍河南济源市,13岁时,在陈赓的部队当了“小八路”。此后,我跟着 陈赓打日本,打阎锡山,打蒋介石,大仗小仗不停地打。上党战役、晋南战 役、吕梁战役,一个接一个,从太行山打到鄂西北。参军9年,我从连里通讯 员、理发员、 警卫员干到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全国解放后搞地方工作,我在鄂东的麻城县先后任区长、区委书记、公安局长、县委会副主任、常务副县长、人大常务副主任、代理县长,一干就是半个世纪。如今,我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湖北佬”。
这里我主要想说说1958年前后,在我的从政岁月中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那时我在麻城县东木区当区委书记。
一、农业大跃进 高产放卫星。
1957年,麻城全县粮棉双丰收,提前十年上“纲要”,粮食亩产800斤,皮 棉单产103斤,被树为全省红旗。县委书记赵金良在全省作报告,介绍经验, 回来后召开全县干部大会。街上大雪纷飞,会场热气腾腾,会议决定就农村 社会主义建设向全省各县提出挑战。
12月17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麻城县委的《我县向全省各兄 弟县挑战》一文,同时发表了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文章《向麻城看齐》。12天 后,即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麻城向湖北全省农业社发出社会主义竞赛挑战书”的消息和王任重《向麻城看齐》的全文,并加 了“赶上去,超过他”的编者按。一夜之间,麻城闻名天下,麻城的经济形势引
1958年,麻城县是开门红。《麻城报》元旦社论的题目就是“丰收再丰 收,跃进再跃进,迎接胜利年”。那个年过得热气腾腾,16万人修水利,大塘 小堰同时开工,两个亿方大型水库全部开工,施工点有700余处。元月4日, 王任重书记就风尘仆仆赶来麻城,全面检查农业生产。
这年5月,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并发起大跃进运动,一个“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兴起。
年初,县里要求上报1958年生产规划,当时我们确定的各项指标还是比 较接近实际的。以木子店乡为例,最近我翻了一下当年的报纸,《麻城报》12月18日以“再来一个大跃进,成为百万富翁乡”为题,报道了木子店乡的 1958年生产规划,上面写 的是:粮食增六成(亩产由 600斤增至960斤),皮棉 增倍半(1957 年亩产800 斤),蚕茧6万斤,生猪翻 几番,荒山植树1 万亩, 每人收入100元。这一规 划,经过艰苦努力是有希 望实现的。
3月,麻城县委向全 县人民公布规划,“苦战三 年, 实现十化”。“十化” 的具体内容是:⑴农田水 利自然灌溉化；⑵土地利用 合理化；⑶农业半机械化； ⑷荒山绿化,全县绿化；⑸ “四无化”(除四害) ；⑹交通运输工具新式化；⑺地方工业机械化,手工业工具改良化；⑻人民文化化；⑼肥料化学化；（10）农业电气化。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十化”,作为短期内的奋斗目标,是可以的,但硬定为三年规划,已经脱离实际。
更没想到,人怕出名猪怕壮。麻城县委一纸挑战书唱响全中国,参观团 不远千里万里,摩肩接踵而来。中国的、外国的,都来了。听说是一春天就接 待了50多个参观团,5000余人次。出生于麻城乘马岗的老首长们更是关心 家乡建设。王树声大将在北京坐不住了,要回家乡参观访问。4月上旬, 王 树声和陈再道一起回来了,陈再道还带着61人的“武汉驻军参观团”,首长们一头扎进老苏区,连住6天。
王树声、陈再道还没走,李先念带着河南省长吴芝圃脚跟脚第二天就到 了,陪同来的是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4月 12日,我们白天听李先念 作报告,夜晚,王延春书记在全县十万人广播大会上号召“保住这一面光荣的 旗帜”,毛主席、党中央很关心麻城这一跃进典型,湖北省委更是要高扬起麻 城这一面旗帜。
这些话真是鼓舞人心哟。水涨船高,形势逼人,你追我赶,不断拔高。从 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头脑发热。麻城更是被举到高台上亮相,不高也得高。一个狂热的时代开始了。我当时不到30岁,人年轻,干劲足,干什么事都充满热情。
那时事事要求干部带头。县委要求各级干部“亲手搞好试验田,事事做 好示范”。一下子,全县连社干部在内,2458名干部,共参与了3324亩试验田 的种植。干部带头作试验,创高产本来是好事,但这时掀起浮夸风。大跃进 嘛,要的是高指标、高产量,用现在的话说,叫“超常发展”。上边天天要求报 高产,放卫星,越高越好,下边就开始了不顾事实乱吹牛皮。那一年,本来年 景非常好,稻谷秀了穗,长势喜人呢。在好形势面前人们便热情得近乎疯狂 起来。7月25日, 东木区的南邻居张家畈区首先放了高产卫星,报告黄石乡 有一块1.33亩的试验田,产早稻干谷7861.9斤,经麻城县丰产验收团和黄 冈地委验收合格,证明属实,通报全县,放了亩产5880斤的卫星,扛回了全县 红旗。我心里正在暗称稀奇,难以置信,县里来了电话,说我们东木区丁家坳 乡向明六社也放了亩产7462斤的卫星,县里要组织大批人马前来参观验收。 不知这是谁搞的假情报,连我这个区委书记也蒙在鼓里。我赶紧带了4个人 翻山越岭赶到现场。一看稻田,长势确实好, 但也绝不可能收获7000多斤稻 谷。我的头一下子胀得如柳斗大。当时丁家坳乡直接向蹲点的县委副书记 汇报了,牛皮已经吹出去了,哪个敢往热火堂里泼冷水？丢官事小,丢人事大。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上梁山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中想办法,我只好硬 着头皮默许当地干部弄虚作假。28日,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率全体县委委 员前来验收。那时都是捏着鼻子哄眼睛,没人愿意唱反调,确实也不敢唱反 调,越高产越好,居然验收通过了。如此,东木区放了全县第二颗高产卫星, 夺来了红旗。那面红旗,使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不踏实。没想到,别人 比我们更能作假。一个星期后,宋埠镇歧亭乡又放了亩产早稻19507斤的高 产大卫星, 惊动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带上副省长华国锋星夜急驰赶 赴现场参观。就这样,比学赶帮超,层层加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牛皮越吹越大。又过了一个星期,就是8月13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套红大标题——“天下第一田”,报道麻城白果区建国一社,亩产早稻36956斤。 参加验收的有:湖北省委工农业检查团、地委第一书记姜一率领的验收团和 麻城全体县委委员参加的麻城验收团。第二天,省委书记王任重亲自率领湖 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领导们冒着大雨赶到麻城,趟河涉水到建国一社送奖 旗。烧得发昏的各级领导颁发高帽,争抢荣誉的各个基层推波助澜。一个大 跃进的狂潮就是这样掀起。
亩产三万六,全世界头号新闻。苏联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组成农业 专家考察团,于8月19日赶到建国一社现场参观。
至此,麻城成了全国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典型。后来,虽然县里高产卫星 又拔高到亩产4万多斤,5万多斤,但见多不怪,已经不足为奇了。
三万六惊天动地,引人注目。先后有20万人来麻城参观取经,到处人满 为患,吃住都成了大问题,只好紧急修建招待所。如今的麻城招待所,就是那 时开始抢建的。
这事现在过去40多年了。如今,“亩产三万六”的牛皮,已经成了天大的笑话,成了麻城人的耻辱。这件事,我虽然不是决策者,但作为全县放高产卫 星的第二面红旗,事实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时过境迁,回想起来愧 悔有加。
二、毁林炼钢铁 扬名“小土群”。
再说说全民大办钢铁。大炼钢铁这件事,麻城也是全国的典型,东木区 则是麻城的典型。
麻城大炼钢铁是9月份开始的。 县委最初的安排是“六万大军办钢铁”,国庆节前 建高炉 1500个,日 产铁10万 斤,年底以 前完成2万 吨铁、2000 吨钢的任 务。21日, 麻城县钢 铁生产指 挥部在熊 家铺街上 成立,县委 第一书记吴德简担任指挥长兼政委。当时的口号是“土法上马,赶英超美”, “一天等于二十年”。
那时干什么都是强迫命令。大打人民战争,村村建炉,处处冒烟。到了 10月份,县委一声令下,14万钢铁大军进了山,安营扎寨,伐木烧炭,全县高 炉、低炉、土炉、炭窑,密密麻麻。
东木区那时已改成东风人民公社。社里有铁矿资源,解放前就有个锅铁 厂。穷人们靠在河里淘铁沙谋生大有人在,每年能淘出十余万斤。可以说, 东风公社大炼钢铁既有物质基础,又有人力资源。
“钢铁元帅”升帐,我这个公社书记自然要挂帅出征了。不会就学,我亲自带队和派出专班,领着各大队总支书记到罗田等周边县区,如金寨、三河、 龟山等地去取经,并请来工人技师现场指导。前前后后派出去参观学习的钢 铁战士有2000多人次。公社组建了四大钢铁基地,办起4所钢铁红专大学, 成立了4个技术辅导专班,首先培训了800多人次,如建炉员、搅料员和烧炭 员,后来陆续培训了3500多人次。大干快上,快马加鞭,公社党委委员人人 动手,建炉烧铁,3000壮劳力组成钢铁大军。不到1 个月时间,就建起了大大小小几百个小土高炉,790个木炭窑,960个淘沙槽,连麻城四中的院子里也 修了座小高炉,十三四岁的学生伢们排着队拉风箱,爬上马牙山挑炭。
那场面真是壮观,像战争年代一样,男女老少齐上阵。山上是砍树、烧炭 的队伍,河边是捞铁沙、挑铁沙的队伍。挑的挑,抬的抬,背的背,扛的扛,真 个是蚂蚁啃泰山,密密麻林一大片。白天是浓烟四起,入夜则火光冲天。好 几个县委干部来我公社蹲点试验,日夜守在炉边。上级天天要产量,日日催 进度,谁完不成任务就撤职查办,开除党籍。我们下边的干部就拼命强迫群 众献铁炼铁,把煮饭烧水的铁锅鼎罐,家里的锄头、秤砣、门环、柜锁,都投到炼铁炉里顶任务。
我们经常是夜不困,日不眠,通宵大战。我记得有一次县委书记吴德简 召开大办钢铁电话会,从晚饭后开始,整整开了一夜。我守在砂里河炼铁炉 旁听电话,到了后半夜两三点钟,我实在是困得熬不住了,就让区里秘书姚享 祥同志替听,自己靠在炭堆旁睡过去了。也就是睡了个把钟头的样子,就被 人弄醒了。原来电话里正在点名,只听吴书记大声喊:“喂,我说,哪个不好好 听会,在那里困得打鼾呢？我要点你们的名。”果然,电话里鼾声如雷。吴书 记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点下去,一直点到三河口公社,原来是公社书记盛国元 为炼铁已几天几夜没合眼,疲困得推都推不醒了。从此,“盛国元打鼾,震动 全县”就成了麻城县一句有名的笑话。
接着是各区在电话里汇报,表决心,亮态度,提出“与武钢竞赛”,“土高 炉超过洋高炉”等等建议。电话会一直开到太阳出山“东方红”。新的一天, 又是钢铁疲劳大战。
东风公社炼铁搞得最好的是博士坳,当时叫“红旗铁厂”。县公安局长李 书庆 在这里蹲点,搞高产炉,培养了两个先进典型,一座叫“黄继光炉”,炉 长陈玉满,一座叫“刘胡兰炉”,炉长李淑琴。李淑琴那时还没结婚,甩两条长辫子,长得年轻秀丽。
“黄继光”、“刘胡兰”确实是两个能吃苦、能干事的好青年,苦干巧干,铁产量直线上升,得了全县红旗。但后来县里天天要求下边放钢铁大卫星,报 产量人人争先恐后,他们就开始弄虚作假。这天,我正在为放不出高产卫星 着急,红旗铁厂的厂长跑来告诉我说,“黄继光”、“刘胡兰”一晚上炼出1万 斤铁。我赶紧跑去看,果然壮观,生铁块堆成小山, 大风箱劲道十足,烈火熊 熊,铁水奔流。 我亲自验收过磅, 报数的300斤、400斤、500斤往上报,两个炉长一抬就跑了。我心里起了疑,李淑琴一个姑娘家,杨柳细腰的,抬三五百斤铁腰不弯腿不颤,哪来这大力气？过完磅,我悄悄问旁边年纪大的:“这秤 怕是有问题吧？”那人赶紧摆手:“没得问题,没得问题”,匆匆走开。我更起了疑,围着磅秤三转两转,一掀开秤盘,原来盘背部粘着一砣铁。一见露了 馅,陈玉满、李淑琴脸胀得通红,前言不搭后语。我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这样 搞了,并向李书记作了汇报。李说:日产万斤已经宣传出去了,再改也不好。 群众炼铁热情高,可保护积极性,尽快把产量搞上去。
浮夸风愈演愈烈。10月17日,全社报上来的日产量是1700余吨,“黄继 光炉”日产3万多斤,“刘胡兰炉”日产2万多斤。当天麻城县成为日产“五千吨县”,炼铁大军队伍人数达到14万。
19日,东风公社召开钢铁丰收庆功会,吴德简书记连夜翻山涉水赶来 贺喜。
11月2日,黄冈地委在我们公社召开钢铁现场会, 地委书记易鹏亲自主 持,各县的工交部长、工业局长、炼铁厂厂长都来了。这是一次全区钢铁将领大聚会,各路人马摩拳擦掌,发誓要回去放卫星,超过东风。
我们公社党委的头脑更加发热,提出“再建炉五百(座),日产四百万 (斤),铁水到处流,卫星飞满天。前进再前进,东风永站先！”
东风万里,铁水长流。省长张体学为了鼓励我们,亲自送来两台动力机, 两台鼓风机。
东风公社放钢铁卫星出了名,上了《湖北日报》头版头条。翻山越岭前来木子店参观取经的人群络绎不绝,连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代表团也来了。
麻城的“小土群”全民大炼钢铁又一次在全国闻名。全县共建大小炼铁 炉4790个,平均每4户1座炼铁炉。高峰时有近30万人上山烧炭炼铁,共建 炭窑8040座,日产木炭上百万斤。当年共炼铁113360吨,炼低碳钢1256吨。
这天,我正在炼铁厂现场督战,县委紧急电话通知,要我次日到县城开 会。吃过晚饭,我整整走了一夜,天明到了县城,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陈毅 副总理来视察。12月13日,周总理等人在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 先看了中驿公社植棉能手林世猛的棉花试验田,又视察了设在路旁的县炼焦厂。正午12点,总理顾不上吃饭,就去看了城关公社的凤凰窝钢铁厂 。周 总理亲自抡起大锤砸钢钉,陈老总抓住木杆拉风箱,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天,全国钢铁“小土群”现场会在麻城召开。
作为东风公社的钢铁元帅,我心里充溢着一种自豪感。当时国际风云瞬 息万变,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炮轰金门刚刚开始。国防需 要钢铁,建设需要钢铁。全党全民,从上到下,出大力流大汗,为的是固本强 国。实事求是地说,东风公社炼铁产量虽然有较大的浮夸成分,但也确实炼 出了大量生铁。后来公路修通,铁块全部搬到路边,解放牌汽车拉了很多天, 那是有目共睹的。
东风公社大炼钢铁的英雄模范也出了名。陈玉满当年参加了全国青年 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毛主席。李淑琴在炼铁炉前入党,当年参加了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也进了一趟北京城。
大炼钢铁的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见树就砍,青山 变秃山,尤其是对许多珍稀树种的摧残,那灾难几乎是毁灭性的。炼铁炉需 要大火力,没有鼓风机,全靠拉风箱。做大风箱,最好的树质就是银杏树,当 地叫白果树。几乎所有铁厂小高炉都自己组织人满山遍野去找大白果树,伐 倒后从中间挖空,做成60公分宽、3 米长的大风箱,中间安拉杆,拉杆上扎鸡 毛,一次要两个人才能拉得动,一个风箱要十几个人轮班拉。木子店古老的 银杏树几乎被砍光了,因为当时县里逼任务,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今天想起 来,真觉得痛心。
当时的情势,一个大炼钢铁,一个大修水利,再加上修公路,抽调了大批 劳动力。正是秋收大忙季节,我们忙着“赶武钢”、“超武钢”,提出“宁可丢1斤粮,不可丢1斤铁”的口号,结果谷熟了烂在田里来不及割,秧来不及插,丰 收年成了灾荒年,第二年就饿死了人。
三、人民公社化 反右拔白旗。
与全民大炼钢铁同时进行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概是9月份,毛主席 视察河南农村时说:“人民公社好。”他老人家说好,谁敢说不好？一夜之间, 麻城就宣布“人民公社化”了。
东木区改成东风人民公社,下面的乡改成生产大队,村改为生产中队。 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各大队、中队抬着红绸横幅到木子店河滩上开大会,高呼“人民公社万岁！”那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会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公共食堂、敬老院、托儿所、幼儿园,一哄而起。东风公社总共办了三百多个大食堂。木子店街上的食堂开伙那天,门楣上挂起了一副大对联,上联是“鼓足 干劲生产”,下联是“放开肚皮吃饭”,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成了共产主义生活的首要特征。从安徽到武汉路过木子店的人, 不管公事私事,都可以随便进各食堂吃饭,吃完嘴一抹就走,如同在自己家里 一样方便。似乎我们一夜之间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你的也是我的,我的 也是大家的。
当时上级也十分强调搞好群众生活。我组织干部们到各食堂检查,要求 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当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就挖空脑子搞形式。 木子店食堂炊事员切一丈二尺长的萝卜丝,招待安徽的过路人,这件事在当时传为美谈,人人称羡。
人民公社 实行组织军事 化,行动战斗 化,生活集体 化。搞军事化、 战斗化,将男女 劳动力编成班、排、连,指挥部 里挂起大竞赛 图,上面画着汽 车、火车、飞机、卫星,各种生产 活动都要求放 卫星。在那个 年代,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就像飘浮在天空中的气球,心里没有底,飘飘悠悠的,跟着上边的指 挥棒转,整天忙着搞高指标,高产量,被逼着说假话。
1959年,省委召开六级书记会,我们麻城干部去了不少,住在紫阳路省政 府第一招待所。这天,突然听说毛主席、周总理都在武汉,明天要接见我们。我激动得一夜没合眼,参加革命几十年,一直没见过自己的领袖,这次有幸一 睹尊颜,该是多么幸福啊！
第二天早早吃过饭,我们就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似乎等了几十年,领队兴冲冲地跑进来,叫赶快集合入场。麻 城的县委书记这次不知怎么啰嗦起来,集合后大谈注意事项,要各人检查衣 兜,火柴什么的千万不要带进会场。这时,我的心早已飞进了会场,生怕去晚 了见不到毛主席了。结果,麻城动作最慢,最后入场。所幸我们是全省红旗, 已经预留了会场中央的最佳位置。省委秘书长梅白冲我们大声喊:“你们麻城是怎么搞的？才上来。快,跑步入场。”
我们刚站好队,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贺龙、郭沫若、罗瑞卿等中央首长就到了洪山宾馆主席台上。全场沸腾,四千多人同声欢呼“毛主席万岁！”喊 声惊天动地。毛主席向我们招手,说,“同志们好！”他老人家在台上往返走了三趟。我离毛主席的距离不到20米,清清楚楚看到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 奕奕。我幸福得泪流满面,根本顾不上擦,只是拼出全身力气鼓劲儿喊:“毛 主席万岁！”像做梦一样,一时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湖北日报》的记者大概也像我们一样,幸福得忘了东南西北,他大概想 选个最佳的照像位置,左移右移,不提防被电杆子拌倒了,摔了个仰八叉,弄 得啼笑皆非。
毛主席走后,我们接着开会。人人亮态度,谈感想,个个热情高涨,信心 满怀,似乎几年来的疲惫、委屈、疑惑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乐极生悲。很快,我就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拔了“白旗”。被定为右倾 的,有4个区委书记,我是其中之一, 还有县委副书记李克成。因为右倾错 误,我被降为第二书记,调一位县委委员担任公社第一书记。新官上任三把 火,他一来就铺开大摊子,大干快上。这时县里正在修三河水库,要我们公社 上2500壮劳力。他还要在区里上三百万方工程,鹤鸣嘴、蛤蟆石、博士坳、龙门坳、黄泥坳、马牙山、搁船山等地同时上马,要1万多劳力。当时全公社连刚出生的细伢儿算上还不到4万人,哪来1万多壮劳动力。社委会上通不过, 他在县委扩大会上照样发言点炮,有增无减。到了秋后,虚报的粮食产量无 法兑现,第一书记发了火,把下面报上来的表格甩在一边,要求按他定的高指 标照套。高指标带来高收购。那时,粮荒的症状已经显现,各乡、队干部和社 员不情愿多上交。第一书记从县里开会回来,就大张旗鼓地反瞒产私分,撤了一批基层干部。不久,有的人家就开始停灶断粮,有的队连留的种子也吃 完了。由于水利摊子大,战线长,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已经出现浮肿病,少数地方开始死人。这时,第一书记已高升到县里当纪检书记,我担任公社书记。他栽的这些刺,就都扎到我脚上。不少地方闹起粮荒,数百人得了浮肿病、干 瘦病,高调无论如何也唱不起来了。
1960年元月,黄冈地区召开三级干部会,县委书记吴德简问我,你们区还 能上交多少粮食？我说:“吴书记,我不但再交不出粮食,我还要找你借350 万斤粮,才能度过春荒, 我们有些生产队连种子都吃光了。”吴书记问:“你是要红旗？还是要粮食？”我说:“红旗也要保,粮食也要要。”
回到区里,情况已经很严重,开始饿死人。我赶紧向县委打了书面报告, 要求紧急解决350万斤粮食,另外还要求调拨种子。报告没有回音,我又打电话追问,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岩月告诉我,饥荒是普遍的,要县里调粮是不可 能的。
又过了一个月,问题更严重了,饥民遍地,东木区情况和其他区一样,饿 死病死一些人。原来搞高指标高收购的公社书记已经调走了,责任自然由我 这个被定为“右倾”的现任书记负责。我被撤了职,这次撤了4个区委书记, 都下放到水库劳动改造。3个月后,县里又叫我带1500人到大冶修铁路,这 一去就是8 个月,年底我回家看老婆孩子。
那时我已有3个孩子,爱人是木子店供销社的职工,看到我,爱人哭得成 了泪人儿。
“你还晓得回家？你心里有这个家吗？”
原来,因为我犯错误被撤职,区里把3 个孩子的户口也给下放到我爱人 的娘家农村去了,她娘家是黄泥坳的牌楼村。那时户口在哪里,你就到哪里 的食堂去吃饭。牌楼村离木子店十几里路,我最大的孩子才5岁,不可能跑 那么远吃饭。 我爱人找到木子店大队支部书记占世朝,要求在大队食堂搭 伙,距离近好照顾。占世朝算好的,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爱人从食堂打些 稀饭汤,回来捞出米饭渣给几个孩子吃,用稀饭汤再煮点儿南瓜自己吃。后 来爱人因营养不良得了肝炎,日子就更苦了。按政策,双职工不应下孩子的 户口,我犯了错误,孩子也跟着遭殃。
我老二叫薛敏,那时还不到4岁,聪明伶俐逗人喜爱, 家里没饭吃,他就 自己到公社食堂去要饭吃。煮饭的李师傅对薛敏说:“每天吃饭前我要到街 上去摇铃,你去摇铃吧,我管你饭。”于是薛敏一到开饭时就到食堂去拿铃,从上街摇到下街,摇完了师傅就给他盛碗饭吃。如今我有时开玩笑说:“薛敏真 能干,4 岁就能自己打工挣饭吃了。”这还得感谢那大师傅菩萨心肠,当时粮 食比银子金子贵,谁给碗饭吃就是救命之恩。
最可怜的是老三薛平,他妈妈要上班,又要送货下乡,保姆饿跑了,我爱 人只好把他送回牌楼老家。她娘家父母早亡,只有一个70多岁的曾家婆。我到牌楼看孩子,见平伢儿瘦得皮包骨,那真是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曾家婆把孩子抱给我,2岁多的孩子,别说走路,头搭在我胳膊上像根软面条,连抬 都抬不起。孩子半睁着眼睛呆看着我,不哭也不笑,眼珠不动,嘴巴不动,连 呼吸也看不出来。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冒出来,越淌越多。
我不配当爸爸呀！我整天忙,白天晚上不落家,忙着搞高产田,忙着大炼 钢铁,忙着修水库,忙着夺红旗。忙来忙去,如今全区人没饭吃,自己的孩子 也快饿死了,这是谁的错？这是哪里出了毛病？区上的干部也太不讲情面！ 我犯了错误,孩子并没有罪,怎么能干出注销我孩子户口的事呢？
思前想后,我还是把孩子交给老家婆。我和爱人都没有时间带孩子,我 惟有在心里默默念叨:“马克思在天之灵,念在我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份上,保佑我的孩子逢凶化吉吧。如果有什么灾难,就全部降到我自己身上吧！”
不知马克思之灵是否显圣,孩子总算没饿死,我自己却突然倒下了,黄疸 肝炎,一病就是3个月没出房门。 我爱人边工作边照顾我,端屎端尿,喂水喂 饭。卧病百日,从麻城县委到东木区委,没有一个人到我家里来看我一眼,大 概是怕传染吧。当时我极为伤心,觉得地方和部队大不一样。我自从孩提少 年时到了八路军部队,首长战友们亲如一家,生死与共,从心里觉得共事的人应该有割头换颈的情谊。如今,一个反“右倾”、拔“白旗”,我就成了臭狗屎,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这让人怎么活下去呢？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加上大炼钢铁,使我从云端中跌进深渊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痛定思痛,如今我想明白了,当时弥漫全党的盲 目狂热空想成真的心态,加上以指挥战争的思维方式来指挥经济建设,特别 是搞“假、大、空”,不实事求是的坏作风,害了党,害了人民,也害苦了热心干事的各级干部。
我的“热情”自此以后大打折扣,我变得沉默多了,在后来的风云变幻中,就少栽了不少跟头。（李敏、李明搜集整理，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
范例八：
土家歌舞放奇葩
——回忆长阳县歌舞剧团的创建与发展
王克华
我于1959年夏从武汉军区文工团转业到长阳，出任县歌舞剧团的首任团长，直到1981年春调宜昌地区歌舞剧团，在那里与土家人民共度了20几个春秋。今就忆之所及，历叙往事，以资存纪。并谨以前国家民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为剧团的题词，作为本文的题目。
长阳县歌舞剧团是1959年8月在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开始全团仅有10余人。不久，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从省话剧团调来了一位导演，又在武汉吸收了几个社会青年，到1963年上半年发展到30多人，各类专业班子逐步齐全，剧团初具规模。到1976年后剧团进一步发展，最多时达50多人。演员大多是土家族男女青年。
剧团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两为”方向，面向基层，走“民族化”的道路，工作颇有建树。挖掘整理了大量的南曲、民歌、山歌、“跳丧舞”等民间艺术，为南曲正了名，并出版了《长阳南曲》、《长阳民歌》等集子。创作了一批蜚声全国的歌曲，如《七叶一支花》、《一支山歌飞出岩》、《丰收调》以及《一把三弦》等。还培养出如傅祖光、王丹萍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歌手。
一、 六条红腰带起家。
1959年8月1日，长阳县主管部门召集业余宣传队全体人员开会，把我介绍给大家，宣布歌舞剧团正式成立。当时我一看，在座的仅有10来号人，最大2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10来岁，而且操土家方言，听都听不懂，心想这哪像个搞文艺的？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经费等问题，县里尚未提及。第二天，我便拜会了县委书记任宪一，请求给剧团工作以指示。他说得很干脆：你是个内行，就放手干吧！搞宣传，给群众戏看。
原业余宣传队人员大多来自山区农村，大部分小学未毕业。唯一的家产便是属文化馆所有的六条红腰带和属文教局所有的一套锣鼓。平时搞在长阳演出，道具、布景大多纸糊篾扎，服装向社会各阶层借，灯光向文化馆借。住房及其他生活用具也都是向有关单位借用。论条件还比不上战争年代部队的宣传队。
但我没有泄气。决心励精图治，从基础抓起，上任伊始，首先烧起了苦练基本功的大火。抓练基本功。即要求演员练好唱、念、打、做，做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招一式都要合规中矩。练功要起早床，开始这班年轻人不习惯，我就挨个叫。之后清晨他们一听到我的脚步声或咳嗽声就起床，开始练功。
练功首先是练嗓子。他们虽然会唱山歌、民歌，但发声方法不对，只是干喊，是原始的大白嗓。我们教给他们发声的科学方法，坚持每日早晚两次练声。
抓普通话过关。操方言，不符时代对演出团体的要求，演员必须学会普通话。我们首先要求演员于平时生活中、业务活动中运用普通话。听广播，跟着学，看电影，跟着说；能者为师，互帮互学，在排练中从不放过一个发音不准确的字眼儿，在演出中安排专人找毛病，作记录，再反复纠正。如此坚持多年，到后来很难发现演员将台词读“白”了。一次，我团与湖南省一个剧团交流，他们吃惊地说：想不到长阳歌舞剧团的演员都会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沙市文艺界的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还请我为之介绍经验。
抓扫除音盲，掌握乐器。我反复强调县剧团必须走一专多能的道路。人人得识谱，懂得简单乐理，多数人要学会一至几种乐器，这样才能一个顶几个用，谁做不到，谁就被淘汰。因此大家学得很认真，不到两个月，多数人能看谱唱歌，操起乐器能奏一般的乐曲，基本能适应当时工作的需要。
抓化妆技术学习。我到任不几天，便遇上他们搞街头宣传，我一看演员们化的妆还不如乡里玩彩莲船、耍狮子的人化的妆。街头宣传结束后，我不让演员卸妆，现场给他们讲化妆知识，并宣布从明天起开设化妆课。先是我给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化妆，做示范，而后大家照着化妆。在一段时间里，每逢演出，竟由我一人为他们化妆，边化边教，从中午一直化到晚上开演前。演员们见此情景深为感动，一天连续学化几个妆，不久就掌握了这门技术。
我们在大抓基本功训练的同时还赶排了一组节目，作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国庆那天，上演了由我作曲的女声独唱《我家来了个新嫂嫂》，女声表演唱《歌唱清江好风光》等节目，不想竟受到县城观众的热烈欢迎。由此想起我刚到任后的几天，县里召开扩大会，也在这里为他们演过一场戏，那时观众对剧团的节目很不满意，说歌舞剧团是搞啥吃的，老炒现饭。我见此情景，一气之下操琴上场，自报小提琴独奏。我演奏了《新疆之春》等乐曲，才算稳了场。演出结束后，我们立即搞讲评，希望大家奋发努力。我说今后若再发生这种事，我们一起跳清江河，对大家震动很大。这次国庆献礼演出成功，为改变剧团形象开了个好头。
秋去春来，不到一年剧团工作初见成效。1960年，宜昌地区举办文艺汇演，长阳县歌舞剧团参加的节目有女声表演唱《告诉爹和妈》（习久兰作词）、女声独唱《我家来了个新嫂嫂》等节目，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前一节目各县学去上演，后一节目也为来宜昌观摩的荆州地区文工团学了回去。此后，每逢汇演前，宜昌地区文化部门便向兄弟剧团“吹风”，说长阳又准备了如何如何的节目，你们要努力啊！汇演期间，他们又说你们长阳的戏票最俏，我们不敢进办公室，很多人围着要票看你们的戏。
县剧团要服务中心。1960年冬，我们跟着县委去办点，搞坡田改梯田。
一天，在劳动时，县领导对我说，你不在这劳动了，回去编个“坡改梯”的戏。这一坡个把月可以改好，到时你拿戏来祝贺。他一锤定音，我顿时愣住。我15岁参军，1948年进二野军大文工团（后演变为武汉军区文工团），在部队虽有10多年从事文艺工作的经历，然而我是搞乐队的，先是敲锣打鼓，拉二胡、弹三弦，进城后又拉小提琴。其间，虽曾入四川音乐学院进修两年，但所学专业与戏剧创作无干。现在要我写戏，无异于“逼着鸭子上架”。作为军人出身的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焚膏继晷，苦战了个把月终于编出了大型歌剧《木鱼凸》。万万没想到的是，该剧在彩排时县委们个个拍手叫好，并当场批钱为剧团充实灯光、添置服装和乐器。1961年宜昌地区汇演，《木鱼凸》一炮打响，我们连获剧本创作、音乐、表演三个奖，为长阳增添了光彩。
二、 在三年困难的岁月里。
建团初，适值国家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工作一起步，各方面的问题便接踵而至，那时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粮食和经费。演员们的口粮（每人每月21斤）、工资（每人每月16元）都低于国家规定，为此我没少跑过县粮食局、财政局。回答是国家困难，县里穷，无法解决。演员们饿得面黄饥瘦，寅吃卯粮，没劲练功。每日的口粮由我直接掌管，有的演员饿得受不了，半夜敲我的门，要求解决他们填肚子的问题。打发他们的办法就是到菜园去挖几个萝卜充饥。为填饱肚子，剧团便组织演职员上山开荒，生产自救。
经费不足，一直是我团的老大难。那时财政局每月给剧团500元包干，发了工资仅剩百把元，不够演出两场的场租电费。有一次，剧团要排演一台新戏，精打细算至少需要700元。团里的和向私人借的加起来也只200元，尚差500元怎么办，急得全团上下如热锅里的蚂蚁团团转。别无他法，只能求“财神爷”开恩。我们向财政局展开“接力赛”，轮流找他们批钱。局长说，我怕你们了，给你们解决。
好几年剧团下乡演出，均无偿为农民服务。本来演员们每演一场，应得4角钱的生活补贴，可我们发不出。我报告县长，请一年拨给6000元下乡补贴费，并保证全年在农村演出250场以上。县长说，你的口气不小啊！接着又解释：我手里掌握的，一年只有5万元，这些钱要用作全县境内的修桥补路、两百里清江几十个码头的开支。你拿去6000元，别的事情还办不办？他这么一说，我也不敢再启齿了，可谓大有大的难处啊！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剧团要生存、要发展，只有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之路。于是，我们便向内使劲，进一步采取措施：发扬勤俭办团精神，改善演员队伍素质，提高演出质量，同时搞好节支增收。
抓队伍调整充实。为了提高剧团的艺术水平，以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必须学演一些外面的优秀节目，只有这样才能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但演优秀节目对演员条件要求高，我们将不合适的演员放回农村或分配其他工作，同时从中学和社会上新招了一批，宜昌地区歌舞剧团支援了几个，1961年又从武昌文化馆调来我的妻子吴斌（曾在部队文工团担任独唱演员多年，进四川音乐学院深造两年）担任声乐教员，又从省话剧团调来颇有才干的韩光仪担任导演，于是剧团阵容无论文化素质还是业务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改观。我们先后移植排演了《刘三姐》、《三世仇》等剧，在县里演出后受到空前好评，历演不衰。我们的戏票也越来越好卖了。
在开支上我们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演出用的幕布利用纱布缝制染色，布景用纸糊篾扎或用小块包装布拼凑，服装以一般的布染色画上图案，有的用旧麻包做，道具大部分也是自制。总之，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花钱。这些自制品，从剧场效果看并不逊色。
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娘家”武汉军区文工团。我们多年用的化妆品、灯光器材乃至大提琴、小号等都是他们支援的，使剧团的演出条件得以改善。
为积累资金，1962年剧团带着《刘三姐》、《三世仇》等剧目，首次走出山区“出征”平原，巡回于宜都、松滋、枝江三县，历时一个多月，演出场场爆满。尤其在松木坪煤矿连演多场，矿方除了照付我团包场费外，还款待我们全体人员，吃饭不收伙食费。煤矿工人看完戏后赞扬说：“你们歌舞团好棒！”此次巡回，收入共4000余元。县长得知消息后，还没等我们回县，便在一次大会上夸奖说，咱们剧团现在是“屁股后面别芭扇——打上风”（抖起来）了。
抓一专多能。我天天给大家讲，我们是县级文工团，应成为文艺轻骑兵。要搞一专多能，练就“拳打脚踢”、什么都会的过硬本领。谁能做到这一点，谁便是标准演员。由于我们经常强调，加上演员们自觉刻苦训练，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有长进。每个演员拿起歌谱能唱，拿起乐器如琵琶、三弦、二胡、笛子、锣鼓乃至手风琴，能弹、能拉、能吹、能打，运用自如，有的还能自弹自唱。
抓剧目创作。剧团成立有创作组，凡是能写作品的，包括剧团以外的习久兰、龚发达、蔡梓三、方衡生等都聘请为我团创作组的成员。创作组先后创作了《歌唱山峰大队》、《歌唱清江好风光》《木鱼凸》、《一把三弦》和《苦尽甜来凉水溪》等戏目。
光阴荏苒，几年很快过去了，剧团在巩固的基础上获得发展，演员的素质进一步提高，培养了一批骨干：主要演员有黄庆洪、袁新秀、田科菊、谭宗兰等；创作人员有陈洪、刘勋一、任天立，周昌绪等。1963年湖北省举办首次曲艺汇演，长阳县歌舞剧团在会上演出了南曲传统段子《扫松》、《红娘递柬》以及现代题材的《颂雷锋》等曲目，受到中央和省文艺界的关注。中央人民广播长阳南曲是流行于中国湖北省西南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清江流域的一种曲艺电台还把《颂雷锋》和《苦尽甜来凉水溪》二曲进行录音播放。由于长阳县歌舞剧团人强马壮，因此，在宜昌地区精简许多专业剧团时，我们剧团却被保留下来。
三、把戏送到土家山寨。
长阳县歌舞剧团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便坚持“面向基层”，全心全意为土家山寨农民服务的方针。我们的行动口号是“下乡下到边，上山上到顶”。一年下乡演出次数最高达200多场，最少也在150场左右，每年大部分村庄都要转到。长阳全县430多个村寨，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欣赏过我们的节目。这方面动人的事例不胜枚举，现仅撷取几束便可窥全豹。
长阳是个大山区，我们每次到山寨巡回演出，演员用背篓背着行李、道具以及其他必需品，重量可观。有一次下乡演出，于路上恰遇一位邮差挑着邮件，我们用肩膀去试了一下，其重量比我们背的要轻得多。论里程一般这村到那村约30华里，特殊情况一天要行程七八十里。我们下乡一般男演员要背50斤以上，女的至少背二三十斤。每到一村，演员们未及喘气便投入工作。利用地形栽杆子、搭舞台。若在打谷场上演出，不能搭高台，那就更费神了。这时剧团只好发动演员挨家挨户地借木头，铺在场上，观众来一个招呼一个，坐得整整齐齐，以避免拥挤，影响观众看戏。演出完毕后，木头挨户送还。舞台灯光有时用的是“夜壶灯”，将桐油灌进夜壶，用纱线作灯芯点燃照明。
山寨农民来看一次戏不容易。他们于晚间高举火把，爬山越岭前往演出地，犹如一只火龙盘绕山间，其景甚是壮观。来者要求一饱眼福，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剧团往往一个晚上要演两台戏，历时四五小时，到演出结束已是凌晨一二点钟了。
四、挖掘民间艺术瑰宝。
长阳历史悠久，是“长阳人”的故乡，巴人的发祥地，素有“歌舞之乡”之美誉，蕴藏着丰富的土家艺术瑰宝，有种类繁多的民歌、南曲等。这些民间艺术极具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民间风韵，为县歌舞剧团的发展提供了沃壤。
“唱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剧团一贯恪守的原则。建团伊始，我们便重视向民间采风、掘宝，不断吸取民间艺术营养。剧团演到哪里，便采掘到哪里，向民间艺人、歌手求教，搜集第一手资料。我们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每组3人，冒着酷暑或严寒，不辞辛苦，深入民间广泛地进行搜集。演员黄庆洪背着八九个月的小孩，和大家一道爬山涉水进行采风。我也曾带着襁褓中的王丹萍走遍长阳的山山寨寨。如此不到一二年的功夫，我们便搜集到了流传于民间大量的土家民歌和舞蹈，有薅草锣鼓、花鼓子、“跳丧舞”（即打丧鼓）、吹打乐等的唱词、曲子以及舞蹈动作。可谓车载斗量，美不胜收。
搜集“跳丧舞”工作尤为艰巨。有时到了一地演出，听说于几十里外有丧家，我们演出结束后便披星戴月，奔赴现场观看跳丧，一直学到天亮。覃发池为搜集“跳丧舞”，不知走过多少险路，摸过多少夜路，去搜集词曲和动作。
长阳山水孕育了不少民间歌手和南曲艺人，老歌手熊明俊、李德芝（女）、张秀达等，南曲老艺人王仁山、黄传珍、覃秉令（民间艺人）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了重点采录，向老歌手、老艺人求教。覃秉令南曲曲牌掌握较多，是我们挖掘南曲时重点采录对象之一。
覃秉令，资丘柿贝村人，土家族农民。少年从父学唱南曲，弹唱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尤以演唱“北调”（长阳南曲分南曲和北调两支）著称，在长阳、五峰一带负有盛名。他孤寡一人，缺乏劳动力。剧团人员一到他家，便搞“三同”。帮他种地、薅草和割麦，做田间的劳动活，还为他洗衣、做家务事。晚上便请他弹唱，我们逐一进行记录。陈洪为挖掘南曲，经常深入长阳资丘和五峰县的柴埠溪等地，多次访问过王仁山、黄传珍、覃秉令等南曲老艺人。当时交通不便，下乡全靠步行。有一次大雪封山，他和同事们坐到山口滑“行”到五峰的柴埠溪，棉裤磨开了花，终于找到了一位南曲艺人，通宵达旦地记录了《赶潘》等珍贵的传统曲目。这些艺人十分关心南曲事业，对南曲一往情深，积极献艺、传艺，使我们获益匪浅。
1962年春上，我们还特地把老艺人和歌手请到县城，进一步进行挖掘整理，历时一二个月。省里专门派了曲艺专家蒋敬生、程实等亲临指导。
为全面掌握南曲的沿革，剧团还派专人到巴东、宜昌等县进行搜集。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基本掌握了南曲全部音乐和文词资料，并由陈洪整理成约有40余万字的《长阳南曲资料集》。1962年在湖北省文化局、曲协武汉分会首次举办的全省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将流行于长阳的南曲正式定名为“长阳南曲”。
边搜集边吸收。剧团在搜集大量的民歌和南曲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提炼加工，用于新编的节目之中，深受广大土家族农民和外地观众的青睐。如在排练《清江战歌》一剧中，我们便加进了“跳丧舞”的一些动作，增强了《清》剧的表现力，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后来覃发池还根据跳丧舞的素材，加以提炼，编出了六套“巴山舞”，成为长阳县群众性的自娱舞蹈“迪斯科”。又如剧团创作并饮誉歌坛的《丰收调》，其曲子便是借鉴土家民间老歌手李德芝原始曲谱装腔而改写的。我们还利用南曲中有表现力的曲牌，编了不少新曲目，从而使这一古老的曲种获得新发展，出现了坐唱、表演唱、一人唱、二人唱以及多人自弹自唱等表现形式。总之，我们剧团所演所唱之节目，都与长阳的民歌、小调、南曲等民间艺术密不可分，这些民间艺术又为土家艺军的腾飞插上了金翅膀。
在我们挖掘民间艺术的工作中，先后得到了当时分管剧团的县文教局领导段宝琦、李道荣等的支持。他们曾同剧团创作人员数次到“山歌之乡”的乐园采风，搜集传统民歌，并创作新民歌。整理之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阳山歌》集。
可叹！1966年“文革”开始，有人说我大搞“封资修”，以致挂牌批斗。最令人痛心疾 首的莫甚于剧团多年历尽艰辛搜集到手的民间艺术瑰宝被付诸一炬。后来军代表进驻剧团，我很快获得“解放”。“解放”后抓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抢救这些民族文化遗产，重复去做过去做过的工作。然后分别整理成册，从而保留了长阳的民间文化艺术遗产。
五、土家歌舞蜚声首都舞台。
长阳县歌舞剧团经过10年生聚、稳步发展，到了“文革”期间，队伍扩大到40余人，兵精将骁。勿庸讳言，在那年月我们也随“风”排练过“样板戏”，然而走“民族化”的道路矢志不移，演出质量进一步提高，不仅饮誉省城，而且还先后多次进京汇报演出。至此，土家艺军从长阳崛起。
1972年春，省里举办“文革”期间首次全省文艺汇演。长阳县歌舞剧团演出了创作剧大型歌舞《清江战歌》（先由黄庆红、覃发池、王克华创作，后经宜昌县李志辉及宜昌市京剧团武功演员们参与加工），在省城武汉产生轰动效应，得到张体学省长的高度赞誉。我团荣获省文艺界先进剧团称号。汇演大会安排我介绍长阳县歌舞剧团的经验，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一早省电台播放了我的讲话录音。当我于汇演空隙回“娘家”看望老战友时，一见面他们 便说，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你个山西佬的声音，我说这个成绩也有你们的一份啊！至此，长阳县歌舞剧团日甚一日地火爆起来。之后几年，多次参加省里汇演或调演。1974年省里组织文艺汇演，宜昌地区组成代表队，带去的一台晚会节目中，有一大半是长阳剧团的节目。其中有《一支山歌飞出岩》、《丰收调》、《开创世界我工农》等节目，使大会为之一震，许多单位纷纷求索我们的节目。汇演结束，剧团即将返回长阳，黄冈地区代表队突然把我们拦住，请我们留下与他们凑一个晚会慰问省委党校。盛情难却，剧团又拿出其他节目与黄冈同台演出。事后他们问：你们这些节目怎么不参加汇演呢？我说，我们地区是九县一市，长阳节目的比重已经很大了。
第二年即1975年，吉星高照。这年4月，长阳县歌舞剧团有幸首次奉调赴京汇报演出，这是宜昌地区建国以来唯一进京演出的县级剧团。带去的节目有《丰收调》（对唱）、《一支山歌飞出岩》、《外面客来了》（均独唱）和南曲《鸟儿问答》（为刚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谱曲）等。此去的演员有傅祖光、张玉敏、谭平远等。
到京后，转瞬“五一”即届，首都节日文化活动繁忙。此时长阳的《一支山歌飞出岩》被中央文化部抽走了。这下忙坏了湖北代表团，于是电令长阳调人去补充。4月底剧团又去了黄庆洪和向菊两位演员，为此在京城便出现了一支民歌于两处同唱的局面。傅祖光、张玉敏登上中南海小礼堂，黄庆洪、向菊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军区礼堂等处演唱。在中南海，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观看演出后，评价很高，叶帅还为剧团题词。李先念与演员合影后拉着傅祖光的手说：“你的歌，有泥巴味儿，好！”张玉敏还出席了国宴，荣誉至极。
在京汇报期间，不起眼的长阳县歌舞剧团一鸣惊人，土家歌舞蜚声首都舞台。之后几年，每年的“五一”节或国庆节，长阳县歌舞剧团都要赴京汇报演出，或参加全国性的曲艺汇演。人无我有，一花独放，尽领歌坛风骚数年，深为同行所仰慕。
六、歌坛新星从这里冉冉升起。
建团以来，长阳县歌舞剧团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不断提高演出水平，造就了一批艺苑新秀。
这些年，剧团青年歌手何凤玲、罗厚雄在全国少数民族声乐比赛中分别荣获优秀奖和优良奖；青年演员许红在一次全国曲艺南方片调赛中获得表演二等奖；笛子演奏员邓邦国研制成功的D调宽音节竹笛，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曾随国家民间艺术团出访当时的民主德国，他的竹笛演奏技巧获得国内外观众的好评。然而，在艺术的天地里最有造诣、最有影响的要首推全国著名土家族男高音歌唱家傅祖光和著名女歌唱家王丹萍。他们是从长阳走向全国的明星。
傅祖光生长在长阳“山歌之乡”的摇篮乐园，从小受乡风熏陶，中学未毕业便回乡务农，但仍喜欢唱长阳山歌。六十年代，我们剧团下乡辅导群众文化活动时发现了他，便把他吸收进团，加以培训。他刻苦钻研，大胆实践，颇有长进。1971年在《清江战歌》一剧中，他领唱清江号子一举成功。之后他多次进京演出，名声大噪，被省里相中。张体学省长下令一定要调傅祖光到湖北省歌舞剧团担任演员。此后傅祖光不仅名扬国内，而且把土家的歌撒在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的土地上。如今傅祖光伉俪（妻张玉敏）均服务于“省歌”，傅为国家一级演员。
王丹萍是我的爱女，1962年生于长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她受乡风和家风的影响，自小酷爱音乐。读小学时便跟我学小提琴，13岁上初中一年级招进剧团乐队。经培训又改做舞蹈演员，继而又做歌唱演员。从艺7年，为她打下了日后发展的基础。后来又进武汉音乐学院深造，师从胡婉琪女士。离校后进宜昌市歌舞剧团，适逢剧团排练大型歌舞剧《酒干汤卖没》，因她扮演主角而得名。曾随团走南闯北，在长沙、西安、武汉等地巡回演出。被武汉歌舞剧院的著名歌唱家吴雁泽慧眼识中，调进“武歌”。之后王丹萍在艺术的天宇里扶摇直上。她的歌声倾倒了无数观众，并在全国性的一些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她荣获“三溪杯”全国大中城市青年通俗歌手大奖赛的第一名。她演唱的歌曲《巴山鼓舞》在全国广播新歌特别征集奖中荣获“联环杯”表演奖，并被选中在国庆四十周年天安门广场庆典上现场播放。在第四届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专业组通俗唱法比赛中荣获优秀歌手奖，并被聘为中央和湖北电视台的“特邀演员”。
此外，从长阳县歌舞剧团走出担任市、县文化战线乃至党政部门领导职务的亦不乏其人。覃发池、皮裕煊先后担任过长阳县文化局副局长，陈洪、刘勋一出任县文联的副主席，等等，他们当年都是剧团的骨干，为“土家歌舞”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三辑）
范例九：
百万三峡移民第一户谭德训
杨 宁
2003年6月，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顺利实现水库正式蓄水、船闸通航和首批机组发电的三大既定目标。中国人民为之奋斗近半个世纪的宏伟蓝图终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变为现实。此时此刻，人们怎能忘记为三峡工程建设做出巨大奉献和牺牲的百万移民？自然会回首百万移民第一户——秭归县茅坪镇杨贵店村谭德训。
谭德训出生于1922年9月2日，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至1983年先后担任杨贵店一组互助组组长、生产队长、小组长。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移民。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三峡工程建在自家的门口，更没想到因三峡工程建设搬迁成为百万移民第一户。《三峡工程报》、《宜昌日报》、《湖北日报》先后报道过他的事迹，宜昌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先后采访过他。他作为移民先进个人，先后受到了县、市与国务院三建委的表彰，有幸受到了当时分管移民工作的邹家华副总理的亲切接见。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五届七次会议通过了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消息传来，谭德训老人和其他移民一样，欢呼雀跃。是的，他清楚地记得，民国时期他就听说过要在三峡修大坝，几十年来，他做梦都在盼望修大坝，他感到这辈子能盼到建大坝是他的福气。1992年12月20日，大批大型机械浩浩荡荡开进了杨贵店村。为了给三峡大坝施工创造条件，三峡工程的最大附属工程——茅坪溪泄水工程就要在杨贵店村一组拉开序幕，因此，以谭德训为代表的21户坝区移民要搬迁。要拆掉亲手建造的房屋，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他心里真不是滋味。开始，他思想准备不足，老伴也想不通，几个儿子也不愿意。要过年了，农村“六腊不搬家”的风俗习惯，他一下子陷入了矛盾之中。这时，镇、村干部来到他家给他做工作。他自己的思想上也激烈地斗争起来。说句心里话，那些大道理他想得并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一个老党员，当初向党宣过誓，党员不先搬，谁先搬？再说，自己是当过近三十年的老队长，不知给别人做了多少思想工作，难道现在还要领导给自己反复做工作？干部不带头，谁还带头？自己不是天天想三峡、梦寐以求盼三峡吗？如今真的要上三峡了，怎么又瞻前顾后了呢？想到这里，他的心豁然开朗。为了支持三峡建设，搬！马上就搬！！要带头搬！！！痛下决心之后，老谭赶紧召开老小16人参加的家庭会，耐心说服了老伴和儿子媳妇，12月21日这天，全家人收拾好家具，请人拆掉房子，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全部搬出。在他的带动下，全组21户移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搬出，为工程建设献出了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家园，确保了1992年12月28日三峡工程“第一铲”开挖。
回想起当时的搬迁情景，老谭情不自禁地哽咽了。是的，说实话，他当时是含着眼泪搬家的。工程说上就上，移民还没有来得及做准备。他的一窖红苕1000多斤被埋在地下，2亩多土豆被毁掉，6亩多竹林被推倒，400多株松树被砍伐，200多棵柑桔全部被砍掉，真叫人心疼。一下子搬出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真叫人难受。由于是紧急搬迁，一切都没有准备好，根本不具备建新房的条件。寒冬腊月，他们一家人在野外临时搭起简易窝棚，遮不住雨，挡不住风。下雨时，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床上总是湿漉漉的。有一天，一家人正准备吃午饭，一阵大风刮来，锅里、碗里全是沙子。老伴气得摔了锅，儿子扔下碗，媳妇放下筷子，孙子又哭又闹。老谭望着家人，心酸地流出了眼泪。就这样，在窝棚一住就是半年，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他患有支气管炎，几经折腾病倒了，一病就是上十天。有人说都是移民搬迁造成的，得找政府和移民部门“算账”，老谭回答说：“我这老毛病，不移民的时候不也是经常犯病吗？”
如今，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与关怀下，通过谭德训一家的辛勤劳动，全家住上了明亮宽敞的小洋楼，彩电、组合音响、家具一应俱全。四个儿子都成了家，根据各自的特长，有的开车，有的经商，有的养猪，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生活得和和美美。
2000年11月28日，正当颐养天年的好时光到来的时候，年近八旬的谭德训老人带着对三峡大坝热切期盼和眷念，还没有来得及目睹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蓄水、发电，带着终身的遗憾走了。历史永远会铭记百万三峡移民为国家建设做出的无私奉献，也会铭记作为三峡移民第一户的谭德训老人！（转自《文史资料》总第九十二辑）
范例十：
叶田村选举前后的变化
继青堆村首次实行“两票制”选举之后，2001年7月27日，李店乡的叶田村也采用“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那次选举很成功，成为广水市委在全市大面积推广“两票制”的一个契机。2002年春天，广水市委组织部和宣传曾组成联合调查组赴叶田村作过详细调查，转眼又过去一年多了，叶田村现在情况如何？盛夏时节，我邀上当年“两票制”选举的组织者之一——广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熊齐惠同志一起重访叶田村。陪同我们前行的李店乡党委组织委员李福翔，是当年分管叶田村的党总支书记，又是叶田村“两票制”选举的会场主持人，他告诉我们：“那次“两票制”当选的村支书郑有年，在上届村两委会换届选举中又被村民以最高票“海选”为村主任，现在村里书记、主任他一肩挑了。
八月骄阳似火。今夏的酷热真是少见，40度的高温天气已持续十多天了，我们到达叶田村时，正值响午刚过，火辣辣的太阳像蒸笼一样蒸烤着大地。村头，一只大黄狗卧在树阴底下，吐着猩红的舌头，大口大口地喷吐着炎热的暑气。但放眼四周，只见村边地头里的棉花、花生、稻谷和山坡上的树木却是一片葱绿。眼下，很多乡村正在抗大旱，这里却看不到一点旱灾的迹象。
在村党支部副书记叶星洲的家里，她告诉我们：“郑有年在组织村民拉沙石子修路，听说你们来了，他马上赶来。”话音刚落，就听见门外响起摩托车声，不一会儿，一个又黑又瘦的光头汉子风尘仆仆地跨进门来。看到我们惊奇的样子，叶星洲连忙介绍：“这就是郑有年。”两年不见，我们简直认不出他了。郑有年不好意思地摸着自己的光脑壳腼腆地说：“前不久，得上了俗称的鬼剃头，头发掉光了。”接着，他告诉我们：“村里前两年引进的日本桃、四川脐橙明年都要进入大收年，今年如果不把村里公路修通，大卡车开不进来，果子就运不出去。为了抢工期，大热的天，村民们都在工地上拉石料。”
熟人相见话特别多，谈着谈着，我们的思绪和话题不知不觉就又回到几年前的叶田村去了。
不该褪色的红旗
叶田村位于李店乡西部，境内无山无川，丘陵纵横。全村343户人家，1271人，1307亩耕地。1992年前，叶田村的村民在老支书沈德山的带领下，瞄准市场，兴蒜盘瓜，栽姜种蔗，收入颇丰，村集体经济不仅没有亏空，还有两万元的积累。那时，村里样样工作走在前面，年年被乡里授予“红旗村”，连续几年被广水市委授予“先进党支部”荣誉称号。叶田人曾以此而自豪和骄傲。
后来，老支书退下来了。自此以后，因多种原因，叶田村的干部变动频繁，9年中村支书换了6任，村主任换了4任。特别是村支部书记人选开始在几个党员中“吃派饭”，更有甚者，按姓氏配支委。一任不行，再换一个，在6任书记中，最长的搞两年，最短的不到7个月，屡换屡垮，屡垮屡换。全村26名党员，除3名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和3名年事已高的老年人外，其余20名党员都轮流坐庄当过村组干部。那时候，党支部书记的变动都是上级党组织指派，就是让党员选举，也是上级凭印象内定，先点将到人，再等额选举。党内选举搞得神秘兮兮的，党员的责任只是集集中，举举手。党员说：“这是上头做好粑粑，党员只烧火。”群众说：“你点你的将，我不买账，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由于村党支部书记车水马龙似的撤换，村干部“你方唱罢他登场”，有的村支书都撤换半年了，村民还不知道，仍然找“旧官”理事。有的村支书自知“命短”，便搞短期行为，朝令夕改，一套班子一本账，各自为政，村里财务混乱到十多年没拢过一次账，征收的合同款村干部谁都可自收自支，先捞为快。随着村支书的变动，村电工这个“肥缺”也随之变换，“当家人”各点自己的亲友和心腹管电，农民家的电费照收，外欠的电费照欠，五任电工累计欠电费达5万多元。欠费就停电，这可害苦了村民，交了电费摸黑过，挂着灯炮点蜡烛。
面对这种局面，村干部根本无力考虑叶田村的发展，成天为完成上级任务而提心吊胆，村里合同提留款收不起来，就不惜高息借贷，仅1996年，就贷了18万元抵上交款。到2001年初，村级债务已高达48万元。后来，实在借贷无门了，就搞卡外卡向农民摊派，村民不服，多次集体到市里上访。到2001年4月，第七任村支部书记实在当不下去了，主动向党总支递交了辞呈。
自此，叶田村无人主事，村民真正成了“空降部队——伞（散）兵一支”，叶田村彻底瘫痪了。
难忘的2001年
叶田村不能长期群龙无首，为此，乡党委很着急，多次派人进驻该村走访党员和群众代表，欲配齐村党支部班子。但是，不仅党员意见不统一，党员和群众的意见也相差甚远，一时间难以找出合适的村支部书记人选。
情况反映到广水市委组织部，正值组织部想在全市推广青堆村“两票制”选举村支部书记的做法，建议李店乡党委将叶田村作为规范化实行“两票制”选举的试点村。当时，乡党委的几位同志顾虑重重：一怕群众参与选举侵犯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导致党员有意见甚至否定群众推荐的人，最后让党组织下不了台；二怕群众不参与，甚至认为是愚弄老百姓，是遮人耳目走过场；三怕群众选出来的人不会办事或者不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为了统一思想，乡党委再次派出6名干部深入叶田村，花5天的时间挨门挨户走访座谈，征求群众对实行“两票制”选举的意见。没料到，群众反响热烈，都觉得是新鲜事，大家议论纷纷，奔走相告：“看来，这次是真的让我们老百姓有说话的份了！”
群众的拥护，增强了乡党委的信心。乡党委派出由分管党务的副书记等7人组成的选举指导组，遵循《党章》原则，结合叶田村实际，制定选举方案，张贴选举办法，公布任职备件，将“两票制”选举宣传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全村的每个党员，对照条件，都跃跃欲试，有毛遂自荐的，有联名推荐的，一时间，“两票制”选支羽成了叶田村的头号新闻。
2001年7月27日，一条《叶田村“两票制”选拔支部书记》的会标挂在了叶田村小学“群众议事厅”的上访。在到会的61名代表中，有全村在家的22名党员和39名村民代表，他们今天将要在这里真正当家作主选举自己的村支书。
选举这一天，外出打工的回来了，做生意的歇业了，村里60多岁的原村支书一大早也从几十里外的广水集镇赶回来参加选举。全市各乡镇来观摩的代表也来到了选举现场。
上午9点，选举开始。首先由村民代表、村组干部和全体党员对符合竞选条件的党员投“信任票”。唱票后，郑有年等得票名列前5位的党员成为预备候选人。接着，在全体村民代表的现场监督下，由党员在预备候选人中选出了郑有年和叶星洲两人为正式候选人。这时，郑有年、叶星洲分别上台作竞职演讲。从村里经济发展到财务管理，从廉洁自律到治村方略，两人各抒高见。接着，全村22名党员在两名正式候选人中选举支部书记。投票结果，郑、叶二人平分秋色，各得11票，这一轮选举出现僵局。按照选举规定，必须进行新一轮投票。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屏住气息盯住在场的党员。这时，曾当过十几年村妇联主任、并在村里最乱时期接任村支部副书记的叶星洲在第二轮选举中，主动投了郑有年一票。
结果，郑有年这位1998年入党，曾当过11年组长、39岁，高中毕业生当选为叶田村党支部书记。当会议主持人李福翔宣布选举结果后，在热烈的掌声中，郑有年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他讲得那么激动、那么诚恳。
又一个新的党支部在“两票制”中诞生了。叶田村一片沸腾。
选举后的故事
两年之后，当我们再度走访叶田村时，在村里，我们听到了很多有关郑有年的事故：
也许是叶田村人想故意考验一下郑有年这个新上任的村支书。当天选举结束还不到一个小时，五组的几个村民就到村办公室找到郑有年，要求解决用水矛盾。当时，全村旱情严重，绝大部分塘堰干涸，又正值瓢水碗谷的节骨眼上。郑有年随群众到湾里一看：30户人家就仅存的一口堰塘的一点水，平分吧，大旱面前，这点水一块地的稻谷也难以确保丰收；不平分吧，湾里男女老少都盯着这点水。当时，郑有年就好像“刚学剃头就碰上个大胡子”，不知从何处下手。这时候，湾里几个明事人看到郑有年左右为难，把他叫到一边说：“你是我们刚推选的书记，我们不能让你一上任就在群众面前丢砣（意思是掉底子）”。他们帮郑出主意，最后商定把这点水作为商品拍卖，然后再将拍卖的钱，补贴给该塘应该受益而没受益的村民。这个一碗水端平的决定使在场的村民个个心悦诚服。
然而，天公不作美，老天爷也好像要来考验新选出来的这帮新人。郑有年上任之际，天碰上赤地百里、禾枯土焦的百年未遇的大旱。严重的旱情，给了叶田村新的党支部一个“下马威”。但郑有年他们没有胆怯退缩，党支部统一认识后，召开群众大会，迅速打响了抗旱的持久战。郑有年一连20多天奔波在村村湾湾，组织群众引水调水、掏凼提水。大旱之后，他们痛定思痛，集思广益，决定从治水入手：
流经13组和1组之间的上水河是叶田村境内的一条溪流。15年前，当时的村党支部就有过打坝的设想，可群众一直组织不起来。这次，郑有年说：“干部，就是先干一步”。群众会后，他第一个上坝运石、挑土、打夯，他的妻子匡菊清也连续在工地上挑土“跑签”24天。经过全村人近一个月的奋战，一条长55米，宽8米，高2.5米的河坝顺利竣工。
位于3组的立屋水库，是叶田村老资格的“半拉子”工程。以前几届村支部曾雄心勃勃，逼着群众上马，但都由于结算不过硬，政策不兑现，失去民心，几起几落。后来，村里谁再说修水库，村民不是说要走亲戚，就是说要抹牌，戏没开场就“邀锣”。这一次，干部不搞指手画脚，跟群众一样定任务、定奖惩，干部家属谁都不允许免一个义务工。这一回，群众再没话说了，全村的劳力都上了工地，就连84岁的郑光恕老人也自发地扛起锄头到大坝上平土护基。
两处水利工程完工后，冬闲时节，郑有年和村干部一起，又带领全村每个组深挖了一口当家堰塘。如今，这个昔日的旱包子村，90%的农田能旱涝保收，村民不再受干旱之苦了。
在叶田村，过去最难最头疼的莫过于各种税费。为此事，干群之间拳脚相加，甚至“刀光剑影”之事经常发生，几任的书记主任都是因此而弃戈落马。郑有年上任时，正遇上大灾之年，他带着村干部逐户核实灾情，按政策该减的减，该免的免，该救济的救济，他们将国家下拨的救济款、救济粮和棉被及4.3万元的农业减免税统统上墙公示，落实到户。到了年关，村里有20多户受灾特困户，眼看无米下锅，郑有年从自家拿出几百斤米和十几件衣服分给他们，又动员和组织全村的村组干部和经营大户捐款捐物。村干部把温暖送到群众家里，群众也把村里的事挂在心上。当年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任务，全村仅用3天时间，就将44478元的税款和152904元“三提五统”款全部收齐。
当年，郑有年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曾承诺：要想方设法带领群众致富。那么，他是怎样兑现他当初的诺言呢？
郑有年说：“只有结构调整和科技引路，才能使叶田村脱贫致富。”他从外面引进了日本的新川中岛优良品种桃，在村里反复播放果树栽培电教片，让乡亲们学会了嫁接、修枝、剪枝和除虫，今年，300多亩桃树已大面积受益，单个桃重达六七两，明年就迎来大收年；为了引导村民栽种脐橙，村里花钱买回脐橙让大家品尝，让大家自己决定种不种，如今，村民已栽种优良脐橙80多亩，有的已开始挂果了；为了引导村民发展种苗基地，他一次又一次跑上级林业部门为村里争取苗圃指标，如今，村里有7户苗圃专业户，已栽种了一百多万株意杨、松树和果树苗；目前，他又在着力培植“白灵菇”的种植示范户。他说：农民喜欢吹糠见米，只有看到示范户成功了，才能把全村带起来。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长白灵菇的原料是棉籽壳和麸皮，不损害山林资源。按目前市场价格，每袋最少可赚1元钱，如果发展10万袋，村里人就要增收10万元，发展规模再大一点，收入就更可观了。眼下，示范户的2万多袋白灵菇还未出菇，就已全部签订了收购合同。他们已开始尝到订单农业的甜头了。
采访中，我问郑有年：“你当了两年村书记，现在又是村主任，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郑有年沉思一会儿说：“最大的感受就是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
他说，他最受感动的是他当选书记后，第一次到一个湾里去收合同款，一路上他心里直犯嘀咕，过去他当村组干部期间，这个湾里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农户挨过他的吼，受过他的处罚，这回上门收合同款会不会故意刁难他呢？谁知他带着两名村干部去后，合同款结算很顺利，没一个人为难他。后来才知道，当初许多挨过他处罚的人都主动站出来说：“郑有年以前是为难了我们，但他这个人办事还公平，没有花肠子，又是我们自己选的，应该支持他。”就为这话，郑有年感动了好久。
这次重访叶田村，我点名要采访当年那个在选举出现僵局后主动投了郑有年一票的女书记叶星洲。这次见到她，我问：“当初，在选举最关键时刻，你为什么要主动投竞争对手一票？”
叶星洲说：“我当了近20年的村干部，亲眼看到村里9年换了6任书记，每任书记都不把心思用在抓发展上，而是带着报复心，这一派上台整那一派，恶性循环，闹来闹去，最后吃亏的是群众。再这样下去，叶田村受不了。当时我想，郑有年比我年轻，他当书记，叶田村可能会更有希望。所以，关键时刻我投了他一票。现在看来我这一票是投对了！就拿财务管理来说吧，原来村里的开支老百姓都不晓得，每年村里光报销村干部的摩托车费用就好几千元，现在，村里的所有开支都张榜公布，他为村民跑了那么多路，办了那么多的事，每年为群众跑贷款十几万元，可从来没有在村里报销一餐饭钱，也从来没有报销一分钱的汽油费。每月两千元的工资不但没拿到手，反而为村里垫了不少钱。叶田村里少不了他这样的人。”
当我们一行即将离开叶田村时，陪同的乡组织委员李福翔突然说：“今天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埋在心里两年了从没对任何人讲过。当年叶田村‘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我这个党总支书记是会场主持人，选举结果一出来，我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表面上强装笑脸地宣布了选举结果，但选举一结束，我就偷偷地跑到村后面小山上，一个人侍在那里痛苦地思考了两小时。当时我心里直叫苦：这下算是完蛋了！郑有年资历浅，人太老实，怎么驾驭得了叶田村的局面呢？市乡的领导选举后一拍屁股都走了，我往哪里去呢？只有我来收拾这个乱摊子了。”
我问：“那你现在还这样想吗？”
乡组织委员下意识地拍了拍自己脑袋， 好意思地说：“实践证明，我当时低估了农民的民主素质。其实，老百姓眼里有杆秤，谁能当村支书，谁不能当，他们最有发言权。”
看来，我们不虚此行。听了李福翔的小秘密，大家都笑了起来。
笑声在叶田村的上空回荡……
（注：胡光安同志合写）
